西路军之战

简介

西路军西征之战1936年10月10日，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集中，形成了横跨黄河两岸发展、雄峙西北的战略态势。一心企图灭共的蒋介石担心东北军、西北军与我党形成“三位一体”抗日反蒋的局面，因而对红军主力在西北的集中忧心如焚、坐卧不宁。在刚刚处理完“两广事件”后，他便急忙挥戈西北，全力“剿共”。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况，决定提前实施宁夏战役计划(即占领宁夏及河西，打通与苏联的联系，首先造成西北地区抗日局面)。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决定调三十军开至靖远的大芦子地区，秘密造船，侦察渡河点，准备渡河的各种事宜。造船任务由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组织实施。

1936年10月24日夜，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下达了渡河命令，李先念率三十军从靖远南l公里的虎豹口(今河包口)渡过黄河，一举突破了马步青骑五师在黄河西岸的沿河防线，并很快控制了上百里的沿河地带。紧接着，九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五军也渡过了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西渡红军迅速击破敌人阻击，占领一条山大部村寨和五佛寺一线。

西渡红军在“打通国际路线”、“配合一方面军夺取宁夏”的口号鼓舞下，不顾疲劳，英勇进击，但遭到马步芳(国民党新编第二军军长，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和马步青(国民党骑五师师长)军队的重兵阻击。马家军直接用于对红军作战的兵力，有正规军9个旅，直属民团3万多人，另外还有强征参战的青海、甘肃一些地方的“民团”约10万人。马家军装备精良，善于骑射，以狭隘的民族观念和宗教迷信治军，欺骗广大群众。他们代表着腐朽反动的封建势力，性情凶残，反共态度十分顽固。红军渡过黄河后，马家军感到反动统治受到了威胁，因此竭尽全力进行“围剿”。

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后，为了加强对各部红军的统一指挥，中革军委于10月28日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为参谋长，准备组织海(原)打(拉池)战役，重点打击胡宗南部。而张国焘却令红四方面军在河东的第四、第三十一军调离前敌总指挥部指定的作战位置，致使战役计划未能落实。胡宗南部于10月底11月初打通增援宁夏的道路，隔断了河东红军主力部队和河西部队的联系。这样，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

10月30日，中革军委指示河西部队暂时控制一条山、五佛寺地区休息待机，准备在击破南线敌人后继续北取宁夏。11月初，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因该地人烟稀少，粮缺水咸，加之连日激战，大部队不便久停，数电红军总部及中革军委请示河西部队的行动方针。11月3日，中革军委电令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11月5日，朱德、张国焘致电河西部队，指令其以消灭马步芳部为主要任务，”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地(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11月9日，徐向前、陈昌浩率河西部队开始西进。

1936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正式命令河西红军部队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同时批准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陈昌浩任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李卓然等5人为常委，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郑义斋任委员。军政委员会是西路军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西路军总计21800余人。

西路军组成后，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兵分三路向西挺进。三十军为第一纵队，在右翼，由一条山地区向大靖前进；九军为第二纵队，在左翼，由镇虏堡地区向古浪前进；五军为第三纵队，经关家川等地在九军之后跟进，徐向前率总部和直属部队随三十军行动。西路军在敌我力量对比处于极大劣势(马家军共计13万余人，西路军总计21800余人)的情况下，顶着寒风吹起的漫天飞沙，踏上了艰苦卓绝、英勇悲壮的西征之路。

经过

徐向前、陈昌浩指挥西路军，沿着丝绸之路古道，兵分左右向古浪进发。1936年11月15日，红九军攻占古浪县城。古浪是西征的第一关，为河西走廊的要冲，为凉州(武威)的门户，地势险要。南北两侧是高山险石，城西则无险可守，一马平川，直下凉州。马步芳得知古浪城被红军占领，十分惊慌，严令马步青、马元海(前线总指挥)迅速反攻古浪，同时又调来增援部队，企图夹击红军。1936年11月16日拂晓，马家军以3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并4个民团的优势兵力开始向古浪猛烈反攻。一时间，古浪城炮声隆隆，喊杀声响彻云霄，震撼整个山谷，烟雾和尘土笼罩整个山岗，飞沙碎石夹杂着弹片，像雨点般落下。蒋介石派来的轰炸机狂轰滥炸，整个古浪城变成了一片火海。由于九军最初防御作战准备不足，有些麻痹轻敌，在马家军优势兵力轮番攻击面前，又仓促应战，死打硬拼，在血战三昼夜、敌我双方各伤亡2000余人的情况下，徐向前急令李先念派三十军增援，九军才得以突围，朝永昌方向夺路而走。这一场战斗，使九军伤亡过半，军长孙玉清负伤，军参谋长陈伯犀、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等壮烈牺牲，基层干部伤亡更为严重。为此，陈昌浩将孙玉清军长撤职，派原三十一军参谋长李聚奎到九军整顿。徐向前令李先念率三十军在四十里铺阻敌，置九军于二线休整，总结教训，调整建制，恢复战斗力，以利西征。古浪一战，使西路军严重受挫。

正当西路军在永昌、凉州一线与马家军浴血奋战之时，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为了策应河东红军主力的战略部署，西路军在永昌至山丹一线奋勇作战40余天，有利地配合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2月28日，西路军继续西进。12月31日，先头部队五军攻占临泽县城。1937年1月1日，五军又攻占高台县城。1月上旬，九军一部攻甘州未下，进驻临泽东南的沙河堡。徐向前、陈昌浩率总指挥部及李先念三十军进驻倪家营子，总部直属队和五军一部进驻临泽县城。西路军原计划在准备粮食和稍作休整后，即向肃州前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给西路军带来了生机，大家对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充满了信心。不料蒋介石在返回南京后却扣押了张学良，还调集重兵包围西安，东北军不但群龙无首，而且还自相残杀，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河东形势再度紧张。局势的变化，需要河东红军主力重新部署，以迎接可能发生的不测。西路军不得不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摆脱险境，此时的西路军只剩下1．5万余人，战斗部队不足l万人，而且由于长期征战，弹药粮食匮乏，严重的危机笼罩在这支英雄的部队头上。

此时，马家军主力蜂拥而来，除以一部分兵力钳制倪家营子地区西路军主力外，以其两万余人配以飞机大炮，于1937年1月19日，开始对高台县城进行猛攻。此时，五军的将士们已是弹药殆尽，只好用大刀和梭标在城墙缺口上与敌人搏斗。五军中的女战士、后勤人员、机关人员全部上了城，用石块、砖头、滚木、大冰砣等，猛烈地砸向敌人。五军的伤病员们，只要还有一口气，就顽强地爬上城墙，与敌人扭打在一起，用手抓、牙咬，最后抱着敌人滚下城头，同归于尽。英勇顽强的五军战士们把爬上城墙的敌人一次次地打了下去。1937年1月20日凌晨l时许，马家军倾全力从四面攻城，炮火异常猛烈，五军伤亡惨重，但他们仍顽强地抵抗，拼命坚守阵地。经一周的激战，因原改编的部分民团叛变，里应外合，打开城门，使敌人冲入城内。五军将士喋血巷战10多个小时，终因敌众我寡，力竭援绝，惨遭失败。包括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在内，五军将士3000余人全部壮烈牺牲。徐向前得知高台危急的消息后，火速派出骑兵师500余人马星夜驰援，但遭到马家军拦击，又是一场大血战，全师官兵用马枪马刀与敌拼杀，最后大部牺牲。战后，连马步芳也不得不感叹“红军是铁军”。

高台失守、临泽突围后，西路军还有约1．1万余人，兵员、弹药、粮食、冬衣等物资有损无补，处境较前更为艰难。假若此时继续西进，长途跋涉，必遭马家军的重兵堵截追击，危险异常。恰在此时，中央连续来电，指示西路军准备东进，于是徐向前又率西路军踏上东进的征途。

马家军发现西路军收缩兵力，企图东进，很快就集结了7万余人的重兵进行堵截。1937年1月27日，李先念率三十军抓住战机，在西洞堡地区全歼马家军装备精良的宪兵团，击溃手枪团，缴获1200余支枪及大批战马、子弹等军用物资。然而，马家军调动兵力在东南集中防堵，使得此时的西路军既难以东进，又无力与敌主力决战，只好决定返回倪家营子，以调动和寻机歼灭敌人，为东进创造条件。

在倪家营子这块弹丸之地，西路军以寡敌众，同7万多人的马家军展开了一场历时40天的惊心动魄的大血战。在战斗中，西路军的勇土们子弹打光了，就用大刀、长矛、木棍、石块与敌死拼。徐向前总指挥在房顶上指挥战斗，他从一个房顶跳到另一个房顶，子弹从耳边“嗖嗖”飞过，他毫不畏惧，用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激励指战员们英勇杀敌。激战至1937年2月中旬，西路军先后击退马家军大规模进攻10次，毙伤敌近万人，但西路军自身也遭受重大伤亡，全部兵力已不足万人。2月Z0日晨，马家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发起3次猛攻，西路军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为了摆脱眼前的险境，西路军召开了军政委员会，讨论行动方针。会上，徐向前讲明了西路军当前所面临的严重不利形势，提出了自救突围东返的主张。大家一致赞成。2月21日，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而出，进至威狄堡地区又遭敌堵截，部队被迫重返倪家营子。

重返倪家营子后，西路军与马家军又激战7昼夜，毙伤敌2500余人；但自身也伤亡惨重，待援无望，遂决定再次突围，准备由祁连山向东转移。3月12日，西路军与马家军在祁连山入山口——梨园口展开了一场大血战，指战员们杀红了眼，光着膀子，拿着大刀，和敌人的骑兵肉搏，战况极为惨烈。此战后，西路军剩余兵力总共不足3000人。3月14日，西路军在康龙寺地区又与马家军骑兵进行了一场血战，遭受重大损失。此时，西路军已被马家军冲得七零八落，不少分散的队伍遭到围攻而壮烈牺牲或被俘。总指挥部能直接掌握的部队仅有1000余人。至此，经过四个月的浴血拼杀，西路军损失惨重，遭到失败。余部仍然坚持战斗。3月14日晚，在石窝子附近的山头上，由陈昌浩主持召开了西路军最后一次军政委员会。陈昌浩声调哽咽地宣布：将现有人员编为三个支队，就地分散，深入山区打游击，寻找时机回陕北。徐向前、陈昌浩两同志离开部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西路军失败的情况；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李卓然、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组成，统一指挥部队。李先念负责军事，李卓然负责政治。石窝会议后，陈昌浩、徐向前和大家洒泪相别，带领30多人的小分队离开了部队。李先念带领西路军左支队，在风雪弥漫的祁连山中经过43天的艰苦行程，于1937年4月底，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得到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进入新疆，为革命保留了400多人的骨干。另两个支队在转移中，大部分壮烈牺牲或被俘，少部分人突围，陆续回到陕北。徐向前、陈昌浩冲破重重封锁，最终先后回到了延安。

西路军奉命西征后，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同志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他们的安危。当西路军处境艰难和失败后，又对援救西路军做了一系列积极努力，想方设法寻找和营救失散、被俘人员，为党和革命保存了一大批优秀骨干。

西路军西征后，党中央就与国民党谈判交涉，强烈要求停止进攻。早在“西安事变”发生后，西路军进至永昌地区休整时，党中央就开始了对西路军的救援工作。周恩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中，向国民党提出应允许西路军在甘西地区活动，蒋介石也口头允诺西路军可以驻凉州以西，但他暗地里却令马步芳加紧进攻西路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国共开始的第二次合作的谈判中，周恩来按中央指示，与国民党西安行营代主任蒋鼎文进行多次会谈，要求他本着国共合作的原则，电令“二马”停止进攻西路军，但未能达成协议。同时党中央、毛泽东还曾致电在南京的中共代表潘汉年，要他与蒋介石会谈，要蒋介石下令“二马”让出凉州、肃州等地，停止进攻西路军。潘汉年按照中央指示，即与蒋介石会谈。蒋迫于国共合作的形势，表面答应了中共的要求，但实际上却令“二马”继续进攻。

在西路军已面临覆灭危险之时，党中央、毛泽东十分焦急，指示在西安谈判的周恩来强烈要求国民党令“二马”停止进攻，并决定组成援西军，司令员为刘伯承、政治委员为张浩。1937年3月中旬，援西军到达镇原、平凉地区，得知西路军已经失败，遂决定停止西进，即派人四处大力进行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的工作，收容了一大批失散的西路军指战员归队。毛泽东还曾想动用金钱，来买动“二马”停止进攻。1937年2月2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要他设法送一笔钱给“二马”。2月27日又电告周恩来：“西路军情况万分紧急，他们东进西进都不可能，有被消灭的危险”，“给二马的钱不但十万，就是二十万和更多些都可以，而且必须。”由于“二马”反共态度坚决，用钱买动“二马”的设想未能实现。

为营救西路军，毛泽东、周恩来殚精竭虑，动用了各种可能的关系和途径。1937年3月2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建议物色与“二马”有交情的人，请他们向“二马””说情”。周恩来经过努力，联络到在回族中德高望重并和马步青有师生之谊的马德涵先生，让他去甘肃武威会见马步青，要求他们停止对被俘西路军人员的迫害。1937年5月，周恩来还代表党中央、毛泽东会见了从麦加朝圣归来途经西安的青海省主席（马步青的叔叔)，通过他来做马步芳的工作，了解被俘西路军的情况。党中央还派专人到青海与国民党护送九世班禅特使赵守钰联络，通过他做马步青的工作。赵守钰还亲自到武威会见了马步芳，了解到许多被俘西路军的真实情况。在西宁，赵守钰还同马步芳进行了谈判，虽未获成功，但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二马”对被俘人员的态度有所转变，他们在4月上旬，把被俘的2000多名西路军分批押送兰州，这些人大部分被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所营救。

党中央、毛泽东千方百计地营救失散和被俘人员，积极通过各种渠道，采取营救措施，使数以千计的西路军蒙难战士重新回到自己的队伍。党中央、毛泽东还时刻关心着李先念率领的左支队的命运。1937年3月23日，党中央与左支队取得联系，即电示他们：“团结一致，保存力量，向新疆或蒙古前进，中央将派陈云和滕代远同志去接应。”4月16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左支队，要他们到星星峡集结，有人在此接应。左支队在最困难的时刻，收到了党中央毛泽东等人的电报，大大鼓舞了士气。在李先念的带领下，左支队终于在5月初到达新疆。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关怀努力下，经过一年多的营救，有4000余名被俘和失散的西路军将士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他们中的一大批指战员后来成为党和国家及军队的重要领导干部和军事技术骨干，在各个历史时期，为党和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

结果

1937年3月14日，陈昌浩在甘肃石窝山南麓主持召开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决定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和副主席徐向前两位首长离开部队，突围回陕北延安，向党中央汇报。

走出祁连山后，陈昌浩和徐向前拖着疲惫之躯，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来到甘肃省山丹县马营乡，在一位叫但复三的湖北老中医家歇脚。其时陈昌浩的胃病复发，无法成行，徐向前一人先出发回延安。没想到两人在此一别后，命运变得迥然不同。

当徐向前历尽艰辛，只身回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西路军情况时，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他，在听完徐向前的汇报后，毛泽东亲切地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徐向前听后感动不已。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党中央在延安以南约90公里的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及党政军负责人共20余人。先期回到延安的原四方面军领导张国焘、徐向前等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组成了新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其成员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张浩、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徐向前参加完洛川会议后，接受了毛泽东交给的任务，同周恩来一道去山西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

陈昌浩同徐向前分手后，他在侠肝义胆的但复三的陪同下，辗转来到汉口老家，见到多年未见的妻儿、胞弟和其他位亲戚。但陈昌浩不敢在汉口久留，很快便乘车赴西安再赶赴延安。1937年8月下旬，陈昌浩终于回到延安。然而，此时洛川会议刚刚开完。陈昌浩的缺席及中央军委成员的重新调整，使陈昌浩失去中央军委和红军的领导职务。尽管中央并没有对西路军失败负有一定责任的陈昌浩作出处分，但从此后，曾叱咤风云的红军高级将领陈昌浩的军事生涯便告彻底结束。

此后，陈昌浩被安排住进杨家岭的窑洞里，开始写西路军失败的检讨。由于陈认识错误态度诚恳积极，认识问题深刻，一段时间后，陈昌浩被安排到中宣部任宣传科科长和国际宣传科科长，并兼任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三校的政治课教员；从此陈昌浩离开了战场，脱下了戎装，开始了理论研究和教学生涯。

西路军和马家军在河西的浴血较量，是我军战史上一次绝无仅有的恶战。面对10余万马家军的围堵，西路军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英勇奋战四个多月，歼敌约25000余人，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悲壮诗篇。但由于孤军作战，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待援无望，终于在1937年3月不幸兵败祁连山梨园口。在这场恶战中，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政治部主任曾日三、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西路军供给部长郑义斋等红军优秀指挥员，先后壮烈牺牲，l万余名红军先烈们把热血洒遍了河西疆场。虽然还有不少红军战士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但他们的英雄业绩，崇高的精神，将永远与日月同辉，与祁连山共存。

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广大指战员们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大无畏英雄气概，英勇顽强、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在西部大地和各族人民的心中铸起了一座永久的丰碑，在西北高原撒下了革命的火种，在各族人民心中留下了深远的革命影响。

西路军的艰苦征战，对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以及牵制敌军，配合河红军作战，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西路军的征战史是一部英勇悲壮的历史，是中国革命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篇章。 西路军广大将士表现出来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