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之死

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华夏族，战国时期卫国（今河南省濮阳市人)，政治家，思想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姬姓，卫氏，名卫鞅。因卫鞅本为卫国公族之后，故又称公孙鞅。后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商君之法太过刻薄寡恩，设连坐之法，制定严厉的法律，尤其是军功爵制度，造成秦国贵族多怨。商鞅亡大秦兴，受到贵族诬害以及秦惠文王的猜忌，车裂而死。其在秦执政十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并使秦国长期凌驾于六国之上，但最后还是死于自己的法。

生平

少好刑名

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他见卫国势弱，就到魏国，求事于魏相国公叔痤，并做了公叔痤的家臣。公叔痤见他是个贤才，推举他为中庶子，一有大事，公叔痤总要与商鞅一起谋划，并总是成功，痤很器重他，欲引荐他做更大的官。只可惜痤不久得了重病，但痤还是告诉魏惠王“卫鞅虽然年轻，但他是当世奇才，他若做了相国，比我强十倍。你如果不用他，就把他杀了，千万不要让他出境，以免后患。”公叔痤又对商鞅说：“我先公后私，如果魏王不用你，你赶快逃走，我已建议杀你。”商鞅想，既然魏王不听痤的话用我，那他也不会听痤的话杀我，于是不走。果然，惠王认为商鞅没什么作为，这是公叔痤病重在说糊涂话，因而没有用商鞅，也没有杀他。

投名秦国

前362年，秦孝公继位。当时黄河和肴山以东的战国六雄已经形成，淮河、泗水之间有10多个小国。周王室势力衰微，诸侯间用武力相互征伐吞并。秦国地处偏僻的雍州，不参加中原各国诸侯的盟会，被诸侯们疏远，像夷狄一样对待。秦孝公继位后以恢复秦穆公时期的霸业为己任，在国内颁布了著名的求贤令，命国人大臣献富国强兵之策。

商鞅听说秦孝公四下招贤，欲收复秦之失地，于是便携带着李悝的《法经》来到秦国，求见秦孝公，向秦孝公提出了帝道、王道、霸道三种君主之策。孝公第一次见商鞅，认为商鞅高谈阔论、泛泛而语、不着边际，听了一会儿就睡觉了。后来一连三次皆如此。商鞅没有气馁，最后以“伯术”为题展开话题，正中孝公下怀，两人交谈三天三夜，孝公尤不过瘾。孝公大喜，前359年封商鞅为左庶长。于是，商鞅酝酿实施变法。

秦孝公打算进行变法，又害怕国人议论纷纷，所以犹豫不决。秦孝公召开朝会命臣工商议此事，商鞅劝秦孝公说：“行动犹豫不决，就不会搞出名堂，办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成功。况且超出常人的行为，本来就会被世俗非议；有独到见解的人，一定会被一般人嘲笑。愚蠢的人事成之后都弄不明白，聪明的人事先就能预见将要发生的事情。”

商鞅还说：“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办法，有利于国家发展就能不仿效过去的法度。商汤、周武王不沿袭过去的法度能够得天下，夏朝、商朝因遵循旧制而灭亡。反对旧法的人不能非议，而沿袭旧礼的人不值得赞扬。”秦孝公十分赞同商鞅的观点。

徙木立信

变法之初，商鞅想测试一下民众对变法的态度，更为了取信于民，以便新法能顺利地贯彻、实施下去。于是，商鞅派人把一根三丈长的木头放在闹市中，下令说：

“谁能把木头搬到北门去，就奖赏十金。”老百姓纷纷来看，但都抱怀疑的态度，无人去搬。商鞅把赏金加到五十金，大家更加猜疑：秦国可是从来没有出这么重的奖赏的。有一人不信邪，心想虽然没有这么多的奖金，但总有一些吧。他扛起木头，搬到北门，跟随的观众很多。商鞅如数地兑现了奖金，大家这才相信：商鞅出令必行！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徙木立信”。

第二天，商鞅颁布新法，并使新法顺利地实施了下去。

商鞅变法

秦孝公三年（周显王十三年、前356年）和秦孝公九年（周显公十九年、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变法。第一次实施变法，一是颁布法津，制定连坐法；二是奖励军功，鼓励秦人作战勇猛；三是重农抑末，发展农业生产，巩固和发展封建生产关系；四是建立郡县制，由国君直接派官吏治理，加强中央集权。

第二次变法，一是废井田，开阡陌（阡陌就是田间的大路）；二是建立县的组织，把市镇和乡村合并起来，组织成县，由国家派官吏直接管理；三是迁都咸阳，为便于向函谷关以东发展，前350年，秦孝公根据商鞅的建议在咸阳营造新都，并于次年将国都从栎阳（今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东南）迁至咸阳。

大规模的改革必然引起激烈的斗争。许多贵族、大臣都反对新法。秦孝公十六年，太傅公子虔复犯法。商鞅对秦孝公说：“国家的法令必须上下一律遵守。要是上头的人不能遵守，下面的人就不信任朝廷了。太子犯法，他的师傅应当受罚。”

结果，商鞅把太子的两个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都办了罪，一个割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上字。这一来，一些贵族、大臣都不敢触犯新法了。

这样过了10年，秦国果然越来越富强，周天子打发使者送祭肉来给秦孝公，封他为“方伯”（一方诸侯的首领），中原的诸侯国也纷纷向秦国道贺。魏国不得不割让河西土地，把国都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

受封商君

收复河西失地、恢复秦穆公时期的霸业是秦献公、秦孝公两代国君的愿望。秦孝公继位后，更是将收复河西失地作为国家的首要任务之一。前354年，赵国进攻魏国的盟国卫国，夺取了漆及富丘两地（均在今河南省长垣市），此举招致了魏国的干涉，魏国派兵包围赵国首都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秦孝公趁魏军主力出击之机，派军队偷袭魏国，进攻魏河西长城重要据点元里（今陕西省澄城县南），大败魏军，歼灭守军7000人并占领少梁（今陕西省韩城市西南），此战为秦孝公时期收复河西失地的序幕。经过两次变法后的秦国国力强大，而商鞅作为收复河西的主将，在战争中显示了他的军事及外交才能。

前351年，商鞅又率兵包围并占领固阳（即定阳，今陕西省延安市东）。

前340年，商鞅奉秦孝公命令攻打魏国，魏将公子昂原是商鞅在魏国时的朋友，商鞅就请公子昂和谈，公子昂顾及友情毫不怀疑，结果商鞅在会谈后生擒魏将公子昂，趁机大破魏军，迫使魏国交还过去夺走的西河地。魏惠王说：“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因此大功，受封于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商洛镇）15个邑，号为商君。

作法自毙

商君之法太过刻薄寡恩，设连坐之法，制定严厉的法律，尤其是军功爵制度，造成秦国贵族多怨。秦国公族赵良劝说商君积怨太深，宜“归十五都，灌园于鄙”、“不贪商、于之富，不宠秦国之教”，商鞅不听。

公元前339年的一天，赵良去见商鞅，商鞅对他说：“当初秦国的习俗和戎狄一样，父子不分开，男女老少同居一室。如今我改变了秦国的教化，使他们男女有别，分居而住。我征调士卒大造宫廷城阙，把秦国营建得像鲁国、卫国一样。您看我治理秦国，与五大夫百里奚比，谁更有才干？”赵良说：“五大夫出任秦相，劳累不坐车，酷暑炎热不打伞，走遍国中，不用随从的车辆，不带武装防卫，他的功名永载史册，他的德行施教于后代……您又在封地南面称君，天天用新法来逼迫秦国的贵族子弟。公子虔闭门不出已经8年了，您又杀死祝欢，用黥刑处罚公孙贾。这几件事，都不是得人心的。您一出门，后边跟着数以十计的战车，车上都是顶盔贯甲、身强力壮、持矛操戟的贴身*卫，离开这些*卫，您肯定不敢自己出门。您的处境就好比早晨的露水，面临很快消亡的危险。您还打算要延长自己的寿命吗？那为什么不把封地交还给秦国，到偏僻荒远的地方浇园自耕；劝秦王重用那些隐居山林的贤才，赡养老人，抚育孤儿，使父兄相互敬重；依功序爵，尊崇有德之士，这样才可以稍保平安。您还要贪图封地的富有，以独揽秦国的国政为宠幸，聚集百姓的怨恨，秦王一旦舍弃宾客而不能当朝，秦国想要拘捕您的人还能少吗？您丧身的日子就会像抬起脚来那样迅速地到来。”但商鞅没有听从赵良的劝告，依然我行我素。

前338年，秦孝公病危，想传位于商鞅，商鞅推辞不接受。同年，秦孝公去世，其子惠文王嬴驷即位，即秦惠王。这时，商鞅想要告老退休，有人向秦惠王说：“大臣功高盖主就会危害国家社稷，对身边的人过于亲近就会惹来杀身之祸。现如今秦国的男女老幼只知道商鞅的新法，而不知道君上您。况且君上您与商鞅有仇，愿君上早下决断。”

正在这时，公子虔等人借机告发商鞅谋反，秦惠文君于是派人捉拿商鞅。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商君，见他未带任何凭证，便告诉他说“商君之法”（即商鞅之法）规定，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连坐”治罪的。商鞅感叹“制定的新法竟然遗害到了这种地步”，这就是成语“作法自毙”的来历。

商鞅想逃到魏国去避难，但魏国因他曾经背信攻破魏帅，并生擒公子昂，拒绝他入境。无奈，商鞅便潜回到他的封地商邑，立即组织邑兵北出击郑国（今陕西省华县）。秦国遂发兵讨之，商鞅兵败，被杀于郑国黾池（今河南渑池）。其尸身被带回咸阳，秦惠王又下令处以“车裂之刑”，商鞅的家族人员也被杀害。商鞅虽死，他所推行的新法并没有被废除，而是一直影响着秦国乃至以后的秦朝。

评价

由于独尊儒术和严刑峻法的缘故，历史上对于使用暴力手段进行快速改革的商鞅的评价并不是很好，以至于千百年后的人们公认秦国为虎狼之国。

司马迁在《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中对商鞅评价不高，他认为商鞅用肤浅的帝王之术取悦秦孝公、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走门路这些不光彩手段获得重用后，在秦国国内采用近乎“暴力”的手段进行快速改革、处罚公子虔、欺骗公子、不听赵良的劝告，这些足以证明他是个刻薄少恩的人。班固认为商鞅变法造成百姓贫富悬殊加剧以及诸侯国之间相互兼并，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他还批评商鞅鼓励发动战争，致使横尸遍野、生灵涂炭。

商鞅严格执法、滥用酷刑的行为招致普遍的怨恨，西汉的儒生也认为商鞅的严酷刑法是造成秦朝快速灭亡的重要原因，《旧唐书》甚至将商鞅评价为酷吏。

但是，也有人肯定商鞅，比如王安石：“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这是在肯定商鞅的治国方略。而《资治通鉴》中说：“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虽说商鞅刻薄，所谓“乱世用重典”本也无可厚非，反而说明商鞅之诚信品质。

在现代，尽管有少数不同声音，但大多数人承认商鞅是一个敢于触动旧势力、敢于改革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