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土战争

希土战争（英文：Greek- Turkish War,希腊文：Ελληνικ?-Τουρκικ? π?λεμο，土耳其文：Türk-Yunan sava??）

1897年与1919～1922年期间希腊与土耳其之间发生的两次战争。第一次战争又称三十天战争。第二次战争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爆发。当时土耳其政府接受协约国强加的丧权辱国条约。但土耳其人民拒不承认，在凯末尔的领导下奋起斗争。

第一次

1897年的希土战争指希腊和土耳其为争夺克里特岛而进行的战争。1896年5月，克里特岛上的希腊人为摆脱土耳其的桎梏和并入希腊举行了起义，同年11月，土耳其向克里特人宣战来作为对此的回答。1897年2月希军的一支部队前来援助起义者。英、法、俄、德、意和奥地利宣布克里特在“欧洲保护”下实行自治，并于4月5日派遣登陆部队占领该岛。土耳其随即对希腊宣战。由德国教官训练的土耳其军队在兵力和兵器方面大大超过希腊军队，并对战争作好了准备。土耳其在色萨利和埃皮鲁斯拥有步兵9.4万人、骑兵1660人、火炮234门，而希腊人只有步兵5.5万人、骑兵970人、火炮144门。土耳其的作战计划是以主力进攻色萨利，并用两个师的兵力防御埃皮鲁斯。希腊指挥部计划在第一阶段用两个师的兵力防御色萨利，并向埃皮鲁斯实施进攻，以便解放该地区，同时还指望首战告捷会引起反土起义。

但希军在色萨利的边境交战中就遭到失败，并于4月13日放弃了拉里萨城，撤往特里卡拉市。希腊对战争没有做好准备，以康斯坦丁王储为首的希军指挥平庸无能，部队的战斗力不强，以及土军在兵力和技术装备方面占据优势—这一切造成了希军在色萨利地区的法萨卢城、韦利斯蒂农城以及在埃皮鲁斯地区的彭泰—皮加季亚城、阿尔塔和普雷佛扎等城附近的失败。这次战争5月5日在多莫科斯告终。经过大国调停，于5月7日签订了停战协定。根据1897年12月4日在君士坦丁堡签订的和约，希腊将色萨利的6个不大的、但在战略上却很重要的地区割让给土耳其，并赔款400万土耳其镑。克里特岛仍归土耳其管辖，但在欧洲诸国的压力下，不久，土军撤离克里特岛，该岛成为国际保护领地。1898年建立自治政府。1913年签订的《伦敦条约》最后把克里特划归希腊。

第二次

简介

1919～1922年期间，为了镇压人民反抗和防止意大利占领土耳其的士麦拿，协约国支持希腊对安纳托利亚的领土要求，希腊于1919年5月15日占领士麦拿，导致第二次希土战争，1921年6月25日希腊政府拒绝协约国的和平调解。7月17日希军占领屈塔希亚，并企图攻占安卡拉。土军撤退到萨卡里亚河东岸，连续激战22天，阻止了希军进攻。1922年8月26日土耳其18个步兵师和4个骑兵师发动反攻，希军开始全线溃退，9月9日土军夺回了士麦拿，16日将最后一批希军赶出小亚细亚。1923年7月24日签署了《洛桑条约》，希腊被迫将东色雷斯、伊姆雷斯岛和特内多斯岛归还土耳其，放弃对士麦拿的要求。

希腊前首相古纳里斯等6人被判处死刑，国王康斯坦丁一世（1913-1917，1920-1922在位）被迫让位，流亡国外。战争给希腊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使希腊的社会、政治、经济长期处于危机和动乱之中。

过程

《色佛尔条约》尚在谈判之际，协约国集团就已意识到：安纳托利亚高原上的大国民议会政府将是实现《色佛尔条约》的最大障碍。所以，他们一方面资助小亚细亚半岛上的武装叛乱，一方面则准备以军事入侵相威胁，企图迫使安卡拉政府接受《色佛尔条约》的各项条款。而希腊首相维尼泽洛斯也深知，只有扑灭安纳托利亚民族解放的烈火，才能确保希腊对于小亚西亚领土的永久并吞。于是，他借机向协约国提出继续向土耳其内地进攻的要求，并且很快得到了协约国的批准。1920年6月22日，希腊军队从伊兹密尔地区发起进攻，一路向北指向巴勒克西尔和布尔萨，另一路则向东开往乌沙克和阿菲永方面。与此同时，协约国也出兵穆达尼亚和班德尔马，与希军相呼应。土耳其民族自卫军和当地驻军未能有效抵御由英国装备起来的希腊正规军的突然打击，被迫撤退。由6个师组成的北路希军，在攻占了巴勒克西尔以后迅速向东北推进，与一支在班德尔马登陆的希军纵队合击布尔萨，不久即攻陷了这一海峡地带的军事重镇。由此，希腊军队在小亚细亚半岛上拥有了伊兹密尔和布尔萨南、北两个根据地。南路希军在占领阿拉谢希尔之后不久，又将土耳其人逐出了乌沙克。至7月8日，希军已经推进了150～250公里，到达杜姆卢波纳尔山巅，陆续赶来的土耳其人，只是凭借有利地形，方才暂时遏制了希军的东进势头。

西线的败退引起了安卡拉大国民议会的震动，然而没过多久，色雷斯又传来了更为严重的消息。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政府在其建立之初，为了保卫欧洲境内的领土，曾在色雷斯收容苏丹政府当地驻军的3个师，组建了暂编第1军，由倾向于安卡拉民族解放政府的将领扎法尔·泰亚尔将军任司令。第1军的各师分别驻守在柯克拉雷利、埃迪尔内、乌尊克普吕和特基尔达以及凯尚一带。1920年6月间，为配合安纳托利亚的战事，希腊从小亚细亚方面派出1个师，进攻马尔马拉海北岸的特基尔达。7月，希腊所属西色雷斯境内的希军，也越过马里查河向东进攻，以对土军构成夹击之势。20日，希土双方在埃迪尔内发生激战，土军腹背受敌，而且由于得不到后方援助，形势日见危急。恰在此时，第1军司令扎法尔·泰亚尔将军又在战斗中被俘，失去领导的土军乃迅速瓦解，纷纷逃散，色雷斯地区遂被希军占领。

在安纳托利亚，希军在推进至布尔萨—乌沙克一线之后，由于战线拉长，暂时停顿下来，开始在山隘地带布防。而同一时刻，土耳其人则在做着反攻的准备，目标是位于杜姆卢波纳尔西北格迪兹的希军1个孤立的师。1920年10月24日，西线司令阿里·福阿德帕沙指挥土军两个师加上埃泽姆的民族自卫军对敌发起了进攻，第2天，土军又在布尔萨方面发起牵制性攻击，以配合格迪兹的军事行动。然而与此同时，希腊军队却从乌沙克方面突然袭击并占领了杜姆卢波纳尔山岭上的土耳其阵地，并对反攻中的土军背后构成威胁。土军对此毫无防备，只得从格迪兹仓促撤退，接着叶尼舍希尔和伊奈古勒也被尾随而至的希军占领了。格迪兹的反攻非但没能收复失地，反而使土军丧失了一些重要的战略据点，战线又稍稍东移了一些。

坏消息接踵而至，西线的危机尚未缓解，东线又在频频告急。1917年10月25日（公历）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高加索南部地区的达克纳什党人建立了亚美尼亚国。协约国为了打败奥斯曼帝国，曾允诺将特拉布松、埃尔祖鲁姆、比特利斯、凡湖一带划归亚美尼亚。1918年底，亚美尼亚乘土耳其战败之机，积极向其东部扩展势力。1920年6月，达克纳什党人更加紧了他们的攻势。大国民议会在向亚美尼亚发出最后通牒而仍无效果的情况下，决定任命卡塞姆·卡拉拜基尔为东线司令，并下令反攻。卡塞姆·卡拉拜基尔将军早在1919年初就被凯末尔调至埃尔祖鲁姆任15军军长，同时他还受命在此扩充军队，收集武器，宣传抗敌思想，因此当大国民议会政府决定对亚美尼亚开战的时候，土军在东线已经有了相当的实力。1920年9月28日清晨，土军开始反攻，很快占领了萨勒卡默什，之后又突破了亚美尼亚人在萨勒卡默什到拉拉奥卢之间的防线。10月28日，土军再次发起进攻，挫败了亚美尼亚人的抵抗，2天之后占领了卡尔斯城，不久，又收复了居鲁姆城。至此，亚美尼亚达克纳什党人的扩张计划完全破灭，不得不向土军求和。双方经过谈判，于12月3日签订了《居鲁姆协定》，土耳其收回了1878年《柏林条约》划归俄国人的卡尔斯及其附近地区。不久，土耳其还通过与格鲁吉亚的交涉，收回了阿尔达汉、阿尔特温，并占领了巴统。东线的胜利是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政府在民族解放斗争中获得的第一次胜利，它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安卡拉政权的威望，而且使政府可以抽调一部分军队增援西线和南线。

东西两线战局的对比，促使凯末尔下决心重建正规的国民军队。《摩德洛司停战协定》签订以后，土耳其的大部分军队已被缴械遣散，然而在安纳托利亚境内还存在着两个军团检阅使署，总共拥有7个军17个师，分别驻扎在全国各主要城市。这些部队的绝大多数将领不忍目睹国家遭受空前浩劫，具有抗战思想。同时从希腊人在伊兹密尔登陆时起，许多土耳其军队的旧部就不顾政府的禁令，与民族自卫军一道，自发地投入到了武装抵抗的斗争之中。凯末尔在安纳托利亚建立的民族解放组织也受到了各地驻军将领们的热烈拥护，他们中有许多人被选入该组织的委员会，以后，又成为大国民议会政府的议员。然而，经过4年大战及战后的大规模遣散，这些土耳其的残余部队毕竟已严重缺员，且无重武器，难以进行正规作战。但是，凯末尔建立正规军队的决心是坚定的，他极积宣传这一思想，并使他的主张得到了议会的支持。凯末尔于是决定首先改组战线司令部，将指挥不利的原西线司令阿里·福阿德帕沙调离前线，而任命不久前刚从伊斯坦布尔赶来的伊斯迈特上校为西线司令，同时，设立南线司令部，任命里费特·拜莱上校为司令。在确认了战线司令的职权范围后，又规定两个战线都由总参谋长指挥，从而使大国民议会政府对各地武装力量的指挥形式由号令式的领导转变为制度上的统辖，为正规军的重建奠定了基础。之后，安卡拉政府于1920年底，开始组建新的土耳其国民军。大批青年响应政府号召，应征入伍，大战后的退伍军人也纷纷归队。伊斯迈特的原部下特曼·斯姆那则率领1万多人脱离了伊斯坦布尔政权，参加了国民军。为了加强大国民议会政府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领导地位，凯末尔决意收编各地的游击组织，大部分游击队自愿加入了正规军。

在收编游击队的过程中，发生了部分游击队暴动的事件。其中由契尔开斯族人埃泽姆领导的民族自卫军的反抗活动最为严重。为了平息反抗，土耳其政府调动了大量前线部队。于是，希腊军队乘机发起了新的进攻。此次进攻，希腊军队共发动了6万兵力，攻势集中在北路，目标是布尔萨东南的军事重镇厄斯基色希尔。西线司令伊斯迈特准确地判断出敌人的进攻意图，当机立断地将西线大部分兵力派往东北方面布防，南线部队则退往杜姆卢波纳尔地区，防备南路希军的进犯，只留少部分兵力在屈塔希亚一带防备埃泽姆。1921年1月10日，伊斯迈特率领的西线部队在厄斯基色希尔西面伊诺努村附近的一个山谷中与希军遭遇，双方发生激战。刚刚组建的土耳其国民军虽然只有1.5万人，但他们表现了较高的士气和战斗力，并且充分利用了地形方面的优势给希军以有力打击。希军虽人数众多，但在狭窄的谷地难以展开，无法施展长处，伤亡颇大，只得在入夜以后悄悄地向布尔萨方面撤退。此次战斗又被称为“第1次伊诺努之战”，它是希腊人在土耳其遭受的第1次军事失利，同时又是希土战争的转折点。第1次伊诺努战役规模并不大，但却以实战证明了一支正规的国民军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也增强了土耳其人民打败外国侵略者的信心。此役还促进了安卡拉政府内部的思想统一，使讨论了9个月之久依然悬而未决的《基本法》得以迅速通过。《基本法》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它为民族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土耳其人摆脱封建束缚，创建现代国家起了开端作用。

土耳其在战场上的胜利，也震动了协约国各国，它们开始认识到土耳其民族政府的武装力量不可轻视，于是决定在2月份召开由希、土双方参加的伦敦会议，希图通过谈判，使土耳其接受《色佛尔条约》。但伦敦会谈终因大国民议会代表坚持《国民公约》原则而告破裂，协约国集团一无所获，反而因为邀请大国民议会代表参加会议而在客观上承认了安卡拉民族政府。

伦敦会议后，英国怂恿希腊继续向安纳托利亚进军。此时，希腊国王康斯坦丁已在大选中重新上台。在对土政策上，他比维尼泽洛斯更主张诉诸武力。1921年3月23日，装备有4万支步枪、3700挺机枪、114门火炮及配备1200名骑兵的希腊军队从布尔萨和乌沙克分南、北两路向土军防线发起进攻。西线的土军在经过短时间的补充之后，已经拥有2.4万支步枪，214挺机枪和107门火炮，虽然人员和军备仍然处于劣势，但骑兵的数量却比希军多3倍。战线司令伊斯迈特在战役一开始就把防守重点放在北路，而司令部就设在上次的交战地伊诺努村。27日，进至伊诺努的希军向土军阵地发起猛攻。希军欲雪第1次伊诺努战役之耻，因此作战十分英勇，开战之后不久，即迫使土军的中路和右翼离阵撤退。然而，土军似乎更为顽强，在以后的时间里，土军稳住阵脚，组织反冲击。在土军的反击面前，希军的攻势渐渐失去锐气，最后不得不撤退。30日，希军在得到援军之后又发起了一次进攻，但又遇到土军同样顽强的抵抗。此战，土军右翼不仅守住了阵地，还将希军的左翼击溃，并使之后撤。恰值此际，从安卡拉开来的援军又到了，于是土耳其的骑兵与援军一道，乘势对希腊人的左翼发起了一次猛烈的反攻，希军侧翼受到威胁，军心动摇，进攻全面受挫，不得不再次退出战斗。两次进攻失利之后，希腊人感到打不下去了，遂于31日夜里向布尔萨方向撤退。土军抓住战机，实施追击，又给希军造成重大伤亡。此时，南路希军曾一度将乌沙克前线的土耳其守军击退，占领了阿菲永城，但在伊诺努获胜的土军迅速南进，从希军北面发起进攻，退却中的南路土军也掉过头来进行反击，希军抵挡不住，只得放弃阿菲永，退回到乌沙克方面。至此，第2次伊诺努之战又以希军的再次失败而告终。伊斯迈特将军因两次伊诺努战役的战功，在以后土耳其颁布姓氏法的时候，被授以“伊诺努”为姓。

两次伊诺努战役的失败并未使希腊国王康斯坦丁罢休，他与首相冈纳里斯重新制订了一项侵略计划，同时在国内大量补充兵员，将应征者的范围增加3个役龄，使侵土希军的总兵力扩充至20万人。英国对希腊准备中的这次军事行动充满了希望，不惜将大战中俘获的坦克、大炮等武器装备和英国军官源源不断地运往小亚细亚援助希腊。7月初，希军已经完成进攻准备。按照作战部署，希军将在布尔萨布置1个军，在乌沙克以东布置2个军，在北路牵制性进攻的配合下，通过南路重兵的大规模突击，攻破土军南路的防线，从而掌握战役的主动权。

土耳其在1921年又一次面临着不利的局面，总动员令才颁布不久，人力、物力的集中有待时日。全国的铁路网几乎都在敌占区，而民族政权控制区内的道路却未能修葺，战略物资只能靠牛马双轮车沿着泥泞的道路从远方运来，有时甚至还得肩扛背负，各地援军的行动也常常因此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西线的土军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装备上都远远不及希军。面对这种情况，本来土耳其应在保存实力的前提下，依托交通线上的各据点实行固守，尽可能迟滞希军的进攻，使西线土军主力能够在决战之前得到各地援军的增援。但糟糕的是，土军至开战之前仍不了解希军的作战意图，错误地认为希军的进攻重点仍在北路，因此将主力集中在厄斯基色希尔、伊诺努和屈塔希亚一阿勒坦塔什一带，而在南路的阿菲永只部署了2个师，另外在盖伊维和曼德列斯各部署1个师。由于这一失误，土军在战役开始后不久便陷入了被动境地。

1921年7月10日，厄斯基色希尔一屈塔希亚战役开始。希军南路2个军在攻破土军防线之后，迅速向前突进，很快占领了阿菲永这个重要的交通枢纽。接着，希军沿阿菲永至屈塔希亚、厄斯基色希尔的铁路北上，直扑屈塔希亚。13日，屈塔希亚的土耳其守军经过短暂抵抗后，不得不放弃阵地后撤，4天后，屈塔希亚陷落。于是，希军南北两路又转而夹击厄斯基色希尔，至20日，夺取了这个军事重镇。战役开始后仅仅10天，土军连连失利，相继失去了3座重要城市，前线一片混乱。21日，土军匆忙发起一次反攻，但立即就被击退。危难之时，凯末尔毅然下令西线土军全部退至萨卡里亚河东岸布防。这一决定挽救了土耳其西线部队，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继续固守势必给部队带来更严重后果。可是，大规模的撤退也引起了安卡拉的极度不安，大国民议会内人心惶惶，政府机关已开始部分向东转移。

局势极其严重，萨卡里亚河已成为安卡拉的最后一道屏障，土耳其正经历着生死存亡的考验。1921年8月5日，大国民议会通过一项特别法令，由凯末尔兼全军总司令。同时，凯末尔任命里费特·拜莱将军为国防部长，费夫齐·查克玛克为总参谋长，并要求他们在最短的时间里重整军队，做好补充兵员、调配军用物资、筹集粮秣等各项工作。1921年8月15日，凯末尔亲赴前线，在波拉特勒车站设立了总司令部。与此同时，赢得厄斯基色希尔一屈塔希亚战役胜利的希军也在制定下一阶段的战役计划，国王康斯坦丁还赶至屈塔希亚亲任希军总司令。

1921年8月23日，希腊军队7.5万人，装备300门大炮，3000挺机枪及少量骑兵，在康斯坦丁的直接指挥下，向萨卡里亚河东的土军前沿阵地发起进攻。土军经过休整，战斗力有所增强，虽然只集中了5.5万人，160门大炮和280挺机枪，但骑兵数量却有5000人以上，而且有萨卡里亚河东防御阵的依托。土耳其人感到已无路可退，决定在此与希军拚死一战。战役在南北100百公里长的地带展开，双方士兵几乎怀着同样坚定的决心投入了这场厮杀：一方面希腊人在为几个世纪梦想的实现而战，另一方面土耳其人则在为本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战。战役开始之初，土军很快就发现希腊人南翼的兵力极为雄厚，并意识到战线过长对于兵力不足的土方极为不利，于是主动收缩左翼，部队撤至安卡拉南部只有50公里的阵地上防守，同时又从西部防线抽调一部分兵力，支援已经变为南线的左翼。希军的战略意图虽被识破，但他们凭借数量上的优势，很快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土军在希军强大的攻势面前，几乎支撑不住，有些防线被突破，有些阵地之间的联系也被切断。危急之中，凯末尔向全军发出号召：“阵地的防线是没有的，有的是肉体的防线，这种肉体的防线是由全体人民组成的。人民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用鲜血换来的，我们都不能抛弃。”凯末尔的沉着的指挥和自身的感召力鼓舞了全体官兵。激战中，凯末尔的一条肋骨被流弹打断，医生要他后撤养伤，但他不听，仍然裹着绷带指挥作战。土军全体官兵浴血奋战，顽强抵抗希军进攻，终于使之成为强弩之末。凯末尔抓准时机，下令向敌军力量薄弱的左翼发起反攻。精疲力尽的希军，措手不及，无法组织有效抵抗，只好向南撤退。凯末尔继而下令全线发起总攻，至9月10日，希军终于被击溃。土军乘胜追击，9月13日，将希军逐出萨卡里亚东部地区，随后又渡河向厄斯基色希尔方向实施追击。至此，历时22天的萨卡里亚战役以土军大获全胜而告结束。大国民议会为了奖励凯末尔的功勋，授予他“胜利者”的尊号，并晋升他为新土耳其国家的元帅。

萨卡里亚战役是希土战争中最重要的战役。它的胜利不仅使安卡拉政府转危为安，还使国际形势发生了一系列有利于土耳其新政权的转变。首先，经俄介绍，土耳其政府与高加索政府(包括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签订了《卡尔斯条约》。之后，法国政府也主动恢复了与土方的谈判，10月份双方签订了《安卡拉条约》，法军按此条约规定，单独从安纳托利亚南部撤军，并将2个师的武器、弹药和军需品移交给土军。移交品中有150辆卡车，这对运输工具极为缺乏的土军来说，不啻雪中送炭。法土言和的消息，使意大利加快了它于7月初就开始的从安塔利亚及其附近地区的撤军行动，同时他们效法法国人，将军用物资卖与土耳其人，法、意退出对土的干涉行动，不仅确保了土耳其南线的安全，使土得以集中兵力对付希军，更重要的是，它从政治上表明了西方大国为瓜分土耳其而结成的联盟已经分裂。由于军事上的失利，英国人对希腊深感失望，从而停止了对它的财政和军事援助。

希腊人自萨卡里亚战败后，收缩到厄斯基色希尔和屈塔希亚防线，士气大衰，加之又失去了协约国的支持，因而开始考虑退出在土耳其的冒险事业。希腊国王康斯坦丁担心，立即从土撤军会动摇他在国内的威信，所以他与首相冈纳里斯商讨了一个唯一能使希腊体面地退出小亚细亚的办法，这就是取得伊斯坦布尔。然而，这一设想触动了协约国的集体利益。西方集团一向视黑海海峡地区为国际共管地，伊斯坦布尔还是《色佛尔条约》中规定可以由西方列强以某种借口夺走的城市，希腊作为一个局部战争的失败者，当然没有资格单独占有它，因此希腊的请求遭到拒绝。为防不测，法、意两国还向伊斯坦布尔派出了军队。

然而，协约国也不甘坐视希腊的彻底失败。1922年3月，协约国向土提出土、希停战和谈的建议，其目的与手段同前1年的伦敦会议如出一辙，只是在和谈条款上对土略宽容一些而已。土耳其政府出于战略考虑，不想使和谈立即破裂，于是不断提出反对建议，表示可以磋商，以拖延时间，加紧备战。

萨卡里亚战役后，土耳其军队并没有乘胜将希军逐出境外，因为当时土军武器短缺、物资困乏，兵力尚不足10万。凯末尔知道，过早的反攻很可能会招致失败，于是一方面在国际间努力谋求外交上的胜利，一方面在国内积极备战。经过努力，至1922年夏，民族武装已经秘密组成了一支20万人的新军，拥有2983挺机枪，442门大炮，分别编为19个步兵师，5个骑兵师，统归西线司令伊斯迈特将军指挥。至此，大反攻的准备工作已接近完成。土军的反攻计划是由凯末尔亲自拟定的，要点是：在南路，以主力先肃清希军的外围据点，进而集中攻打阿菲永一卡拉希萨尔和杜姆卢波纳尔一带的希军右翼集团，并对其主力部队实施合围。北路军团的使命则是，突破敌人的正面防线，尽可能地向厄斯基色希尔和布尔萨方向实施追击。为了保证战役的胜利，土军的战前准备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

1922年8月26日凌晨，反攻战役开始。总司令凯末尔、西线司令伊斯迈特和总参谋长费夫齐亲临科曼台培高地实施指挥。在土军大炮的猛烈轰击下，希军前沿工事一个个被摧毁。炮火准备后，土军步兵跃入敌军战壕展开肉搏战，而骑兵则从侧翼包抄希军。日暮时分，希军阵地已被突破，土军乘胜对阿菲永发起迅猛攻击，于次日占领该城。在厄斯基色希尔前线，土耳其的一个军也攻破希军防线，迫使希守军向西撤退。

希腊军队的处境十分不利。由于统帅部在撤离与坚守的问题上犹豫不定，安纳托利亚前线的防务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当土军开始进攻的时候，希军总司令哈詹尼斯蒂斯甚至不在前线，而是远在伊兹密尔度假。希腊政府撤消了哈詹尼斯蒂斯的职务，由前线军团指挥特雷库皮斯接任总司令。此时希军的右翼集团在土军的攻势下已然大乱，特雷库皮斯实际上已经无法履行总司令的职责了。1922年8月29日，土军已将希军右翼集团退往伊兹密尔的后路切断，有5个师的希腊军队在杜姆卢波纳尔地区遭到包围。土军在凯末尔的指挥下发起强攻，希军大部被歼，只有8000人在特雷库皮斯的率领下突出重围赶到乌沙克。乌沙克一带地势险峻，特雷库皮斯准备在此建立防御阵地，以掩护希腊残军向伊兹密尔撤退。但是土军不容希军有半点喘息之机。1922年9月2日，正当特雷库皮斯与其参谋人员在军营中计划布防的时候，一支土军骑兵突然出现，将指挥部的所有人员一齐俘获，该路希军自此彻底失败，乌沙克遂被土耳其人收复。由凯末尔亲自指挥的南路围歼战战果辉煌，它在土耳其历史上被称为“总司令战役”。

南路战役之后，土军主力立即兵分两路，一路向伊兹密尔方面继续实施追击，另一路沿铁路北上，配合北路土军夹击厄斯基色希尔，并将驻守该地的希腊1个军大部消灭。9月初，屈塔希亚亦被收复。凯末尔以总司令的名义号召全军：“士兵们，你们的目标——爱琴海!前进!”在他的鼓舞下，土耳其军队怀着昂扬的斗志继续追歼希军，力图全歼入侵者。北路土军于1922年9月5日收复了布尔萨，又在马尔马拉海滨的穆达尼亚俘获了希军的1个师。之后，该军的1个纵队向南收复了巴勒克西尔，锋芒直指达达尼尔海峡边缘的查纳卡累。南路土军则连续攻占了阿拉谢希尔、萨利赫利等地，于1922年9月9日占领了伊兹密尔。少数希军逃到海边，在英国人的帮助下渡海逃回了希腊。至1922年9月18日，20万希腊入侵军已被从安纳托利亚全部肃清，自1920年起放在大国民议会主席团桌子上作为志哀标记的黑色桌布，被和平岁月中的绿色桌布所取代了。

当土耳其军队在东南欧西岸追击希军，进而迫近黑海海峡的时候，协约各国感到十分恐慌。英国人一面虚张声势地进行战争准备，一面建议土耳其暂停军事行动。凯末尔不予理睬。于是，法国人只得伪装成土耳其的友邦，并以协约国所有国家全权代表的资格向凯末尔保证说，土耳其将不战而收回东色雷斯，凯末尔这才同意缔结停战协定，下令军队停止前进。1922年10月11日，以伊斯迈特将军为首的土耳其代表团和以英国哈林顿将军为首的协约国代表团，在穆达尼亚签订了停战协定。按照协定，希腊军队立即撤离了东色雷斯，土耳其军队以“宪兵队”的名义进驻该地。以后，大国民议会政府分别向东色雷斯和伊斯坦布尔派驻了行政人员。

1922年10月底，协约国向安卡拉政府发出召开洛桑和会的邀请，同时受到邀请的还有苏丹的奥斯曼政府。但苏丹政府已因他们背叛民族利益的行为而变得声名狼籍，大国民议会通过一项法令，宣布自1922年11月1日起废除苏丹制度。瓦希代丁闻讯后，逃出王宫，乘英国军舰逃往马耳他，奥斯曼帝国从此寿终正寝。

1922年11月12日，以外交部长伊斯迈特为首的土耳其代表团与英、法、意、日、希等协约国家参加了在瑞士洛桑召开的和平会议。和会邀请苏俄参加讨论黑海海峡问题，美国则派观察员列席了会议。和会就土耳其的领土边疆、战争赔偿、奥斯曼债务、治外法权、黑海海峡和摩苏尔归属等问题进行了谈判。这次会议是土耳其与西方各国结束战争状态，重建外交关系的会议。土耳其代表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并与殖民国家据理力争，进行了严肃的谈判。经过，8个月的艰苦努力，终于在1923年7月24日签订了和约。《洛桑和约》的主要内容有：土耳其放弃对阿拉伯属地、多得坎尼群岛及塞浦路斯的所有权，土耳其和希腊以马里查河为界，博兹贾达岛和伊姆罗兹岛划归土耳其，土耳其和法属叙利亚的边界以《安卡拉条约》上的规定为准，土耳其与伊拉克的边界在和约签订后，由英土两国另行解决；希土互换侨民；取消双方面的战争赔款；取消财政监督；取消治外法权；土耳其与法国之间的债务在和会后另行解决；海峡由土耳其代表任主席的国际管理委员会共管，平时海峡地区不设防，对商船及军舰一律开放，但对各国军舰通行的数量及吨位有所限制。《洛桑条约》对于新生的土耳其国家来说，还有许多十分苛刻的地方，如摩苏尔油田最后划归了伊拉克，新政府又承担了偿还奥斯曼帝国旧债的重担，尤其是土耳其海峡（黑海海峡）依然由国际共管，并实行非武装化，使土耳其的独立与生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面临着威胁，直到许多年以后，土耳其通过积极的外交努力，才将海峡完全收归国有。但总的来说，《洛桑和约》的签订仍然是土耳其外交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其深远意义在于，它向全世界表明，土耳其人用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捍卫了民族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并且由此摆脱了殖民枷锁，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国中唯一一个从自己的废墟上复兴起来的国家。

《洛桑和约》签订之后，协约国开始从伊斯坦布尔和海峡地区撤走军队。1923年10月6日，作为独立战争胜利者的土耳其军队在民众的欢呼声中开进了伊斯坦布尔。13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法律，将安卡拉确定为土耳其首都，不久又宣布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土耳其的历史从此翻开了一个新的篇章。

意义

1919至1922年的希土战争，是土耳其反抗外族入侵，捍卫领土完整、争取国家独立的民族解放战争。战争历时3年零4个月，可以大致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起自1919年5月希腊军队在伊兹密尔登陆，止于1920年6月大国民议会政府基本平定安纳托利亚各地的武装叛乱，它是土耳其民族解放政权在空前的民族危机中诞生和成长的时期。国际、国内纷纭复杂的政治斗争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军事斗争只是政治斗争的辅助形式。协约国对土耳其的地域性入侵只是为了部分地造成《色佛尔条约》瓜分条款中的既成事实，而凯末尔党人则在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民族解放组织而奔忙，战争规模不大，而且希土之间的战事，在最初阶段只不过是整个安纳托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自1920年6月22日希军向土耳其内地进攻，至1921年9月13日土耳其人在萨卡里亚大获全胜，为战争的第2阶段，这是土耳其民族解放政府与希腊在军事上进行全面较量的时期。战争规模扩大，战争形式也由游击战转变为正规战。战争在此阶段进行得最为集中和激烈，而最终的萨卡里亚战役则表现为决战形式，并且奠定了整个战争的结局。从1921年9月希军退守厄斯基色希尔一屈塔希亚战线，至1922年9月18日土军肃清小亚细亚的全部希军，为战争的第3阶段，这是土耳其人的战略反攻时期。此间，希腊人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已失去主动，而土耳其新政府则已完全成熟，他们在政治上已从保卫民族政权发展到争取国际地位，作战形式也由防御演化为大规模围歼和追击。

最终土耳其军队将希腊军队驱逐出领土以内。土耳其丧失了其阿拉伯行省和小亚细亚部分，但是在经过残酷的内战和对希腊的战争之后，土耳其的疆土在1923年的洛桑会议上被确定，土耳其成为一个共和国，由凯末尔为第一任总统。土耳其的国王和宗教领袖被取消，土耳其在凯末尔的领导下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

1922年9月，当土耳其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时候，人们常常会想起这个国家在1919年时的情况：经济凋敝、人口锐减、军队瓦解，大部分领土落入敌手，而仅存的安纳托利亚一隅还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土耳其人亡国灭种的命运似乎已注定，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土耳其竟在短短的3年时间里奋然崛起，不仅另立了政府，重建了军队，而且还打败了军事实力上比他们强大的敌人，这一结果曾使许多西方政治家困惑不解。但是如果对希土双方进行一番综合分析，就会消除那些表面现象的迷惑，得出比较客观而准确的结论来。

对比分析

士气对比

这场战争对于土耳其人来说是一场全民族的战争，摩德洛司停战协定之后的世界政局将土耳其逼上了绝望的境地，也正是这种绝望促成了土耳其的民族觉醒和日益团结。战争初期各式各样的护权协会与游击组织都是自发组成的。民族政府成立以后，青年纷纷参军，老人和妇女帮助军队挖战壕、修工事、运送粮秣、看护伤员，工人和手工业者则全力制造各种武器供应前线。伊斯坦布尔的爱国群众还想尽办法从土耳其政府和占领军那里获得武器，偷偷运往安纳托利亚的国民军那里。安卡拉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也正是由于全国人民的支持，民族武装力量才能在不断受挫的情形下，仍能继续发展壮大。

希腊的情形则不同，它没有土耳其人那种亡国灭种之危，战争目的只是为了攫取一部分土耳其领土，因此这场战争得不到国民自觉而长久的支持，希腊政府只能依靠一支正规军队。而作为一个小国，希腊的人力、物力都非常有限，向海外用兵只宜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同时，其军事行动还必须得到西方列强在政治、军事、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支持。随着战争的拖延，这些必备条件都一一失去了，希腊人逐步由主动变为被动。1922年，政府不得不强制发行国家公债以维持战时经济，致使物价飞涨，国民怨声载道。而当土耳其发起战略反攻的时候，作为希腊政府最后一点本钱的军队也开始反叛，大敌当前，士兵们却不再服从命令，许多阵地就在混乱中被轻易地放弃了，更有不少地方的守军在还没看到土耳其军影子的情况下，就匆忙撤往海滨，致使从前线溃退下来的军队得不到接应，整师整师地被土军俘获。这种情形与1921年土耳其人在萨卡里亚战役中同仇敌忾、众志成城的顽强精神恰成鲜明对照。

土军的统一指挥

土耳其建立了以凯末尔为首的民族主义者对独立战争的统一领导

土耳其在国王时代就不断进行自身的改良，以适应近代历史上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这些改良使土耳其的社会基础较其他发展中国家进步，从而也造就了一批商业资产阶级，他们中的许多青年在德国式的军事院校中，接受过现代的军事、文化教育。土耳其这些有着强烈民族民主思想的军官阶层，作为人民的中坚力量，对国王以及帝国的本性有深刻的认识。独立战争初期的许多游击组织就是由他们发起的，而直接掌握土耳其残余军队的军、师长们则是安卡拉政权最主要的支持者，土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如伊斯迈特、卡赛姆·卡拉拜基尔、费夫齐·查克玛克、里费特·拜莱等人善于指挥，在国难当头之际挺身而出。凯末尔更是集政治、军事才干于一身的领袖人物，他目光敏锐、行动果敢，在土耳其的民族复兴事业上表现出了坚强的毅力和强大的创造力。由于众望所归，凯末尔大权独揽，但他头脑冷静，总是尽力避免使用独裁的方式领导民族运动，对社会法治及政治标准表现出应有的尊重，因此他所领导的政府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拥护。

希腊的政治分裂

另一方面，希腊政局一直不稳，国体在君主制与立宪制之间徘徊不定，致使社会发展长期受阻。1910年维尼泽洛斯出任首相以后，大力推行积极而有成效的改革措施，希腊的国势才日臻兴盛。之后，维尼泽洛斯又利用两次巴尔干战争的胜利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为希腊赢得了令人瞩目的国际声望。然而，正当维尼泽洛斯关注小亚细亚事务的时候，国内的复辟势力却已抬头。1920年底，康斯坦丁通过大选恢复了王位，维尼泽洛斯不得不下野出走。政府更迭使希腊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同时也失去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康斯坦丁国王目光短浅，治国乏术，但却好大喜功，一味地扩大战争规模，使希腊在战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他与凯末尔几乎同时出任全军统帅，凯末尔是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担此重任的，康斯坦丁却是乘希军大胜之机赶来与前线将领争功的，两者形成鲜明对照。萨卡里亚战役失败之后，康斯坦丁明知希军已经失去了获胜的可能，但他为了保全自己的王位，竟将20万官兵长时间地抛置在土耳其漫长而危险的战线上拒不后撤。冈纳里斯内阁则只知顺从国王的旨意行事，毫无见识地将希望寄托在对伊斯坦布尔的占领上。在安纳托利亚前线的希军将领，在战略和战斗指挥上也有许多失误。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希军领导阶层的各种问题发展到了极点，军官中间普遍弥漫着消沉和不负责任的情绪。总司令哈詹尼斯蒂斯对防务漫不经心，甚至在其前往伊兹密尔休假的时候，前线方面连位代理指挥也没有，以致希军在土耳其人的反攻面前被打得一败涂地。土军在反攻战役的追击中，看到希腊人在车站建筑物上留下的怨气冲天的标语上写着：“把我们送到这儿来的那些人真该死。”战争刚一结束，雅典就发生了政变，康斯坦丁被迫退位，以冈纳里斯为首的5位大臣以及前总司令哈詹尼斯蒂斯被交付军事法庭审讯，并被判处死刑。

土方的外交成功

希土战争开始的时候，希腊人的行动表面上得到了协约国干涉集团的全力支持，但实质上希腊仅与英国有较密切的联系。英国是对土瓜分阴谋中获益最多的国家，然而英国仍不满足，它又老谋深算地将希腊拉进干涉集团，准备将希腊当作自己的代理人，与法、意争夺土耳其本土。于是希腊借助英国这个强有力的后台，堂而皇之地与各大国一道踏上了安纳托利亚的土地，英国则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给希腊以全力支持。因此有人形容希土战争实质上为英土战争。不过，希腊对土耳其事务的介入从一开始就引起了意大利的不快。在最初的秘密协议中，伊兹密尔及其附近地区原本是分与意大利人的，而希腊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提出的领土要求，甚至还包括了意大利早在1912年就已占领的多得坎尼群岛。不过维尼泽洛斯在和会上极力笼络意大利人，他先是听任意大利争夺其他地区领土，继而又放弃对多得坎尼群岛的要求，并且主动提出国联应将亚美尼亚国委托给意大利人代管，最后终于使得希、意双方达成谅解，希腊人在安纳托利亚的利益得到了意大利勉勉强强的承认。1920年底，希腊国内发生的不流血政变，使希腊的国际地位受到了严重影响，在大选中获胜的希腊国王康斯坦丁，是大战期间著名的亲德分子，也是希腊君主派的领袖，这样一种身份自然不受协约国的欢迎。有些国家表示，康斯担丁无权继任希腊王位。但康斯坦丁并不理睬这些，而且即位以后，毫不珍惜维尼泽洛斯建立的国际环境，自恃有英国人的支持，将法、意两国弃置一边，悍然扩大战争规模，这不仅给希、意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而且还激起了法国人的怒气。法国是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中对土耳其投资最多的国家，它在奥斯曼债务中所占的份额高达63%，超过20亿金法郎。大战结束后，法国很关心这笔巨额国债的偿还问题。许多法国政治家指出，英国人所拟定的瓜分计划和对凯末尔党人采取的军事措施，将使法国人丧失很大一笔债务收入。一位记者直截了当地指出：“把伊兹密尔交还给希腊人，这就意味着对法国的偷窃。”只是由于侵占伊兹密尔是希腊参加世界大战的条件，而且希腊人在希土战争的初始阶段行动谨慎，对法方利益侵害不大，法国才隐忍下来。然而康斯坦丁上台后，战事骤趋激烈，萨卡里亚战前，希腊已在土耳其增兵至20万人，大有一举吞并小亚细亚之势，这就意味着法国人在奥斯曼债务方面的利益将化为泡影，加上法国人在土耳其南部的军事行动进展不顺，而英法又在欧洲莱茵河地区问题上发生龃龉等原因，法国有意与安卡拉政府讲和。不过，失去两位战场“盟友”还不能将希腊怎样，而萨卡里亚战役之后，作为后台老板的英国中止了对希援助，这对希腊来说，无疑是最为致命的打击。

正当希腊在国际间日渐孤立的时候，安卡拉政府却在以积极、灵活的外交政策获得越来越多的国际支持。最先给土耳其人以道义支持的是美国。战后，虽然美国出于本国利益提出了威尔逊的“十四点”建议，但其中关于尊重土耳其境内民族自决权的提议得到了土耳其人的拥护。而美国放弃对亚美尼亚人的支持以及拒绝在《色佛尔条约》上签字，更在土耳其赢得了赞誉，因此土耳其与美国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沙皇俄国曾是土耳其的宿敌，然而十月革命以后，俄国建立的苏维埃政权遭到了协约国军队的围攻，这就使得同样处于被进攻地位的土耳其与俄国政府之间有了共同语言。苏俄政府对安纳托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寄予了极大关注，因为土耳其的武装斗争可以减轻协约国军队对俄国南部地区的军事压力。1917年11月，苏俄宣布废除沙皇和临时政府时期俄国与协约国确认的关于瓜分土耳其的秘密条约，1920年间苏土双方互派特使，1921年3月16日双方又签订了《莫斯科条约》，并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莫斯科条约》的签订使安卡拉政权第一次得到了大国的承认，这对提高安卡拉政权的国际地位起了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俄答应对土耳其予以金钱和军火方面的援助。与此同时，大国民议会政府也与阿富汗建立了友好关系，这一举措使安卡拉争取到了西方世界更广泛的支持。在许多伊斯兰教徒的心目中，英、希、法、意的军队是侵略的军队，土耳其人捍卫主权的战争也就是保卫亚洲的战争。印度、埃及和北非的人民捐款不断汇往安纳托利亚。大战期间屡屡在土耳其后方发动暴乱的阿拉伯各国领袖们，此时也捐弃前嫌，作出了同情新土耳其事业的保证。萨卡里亚战役之后，安卡拉又通过苏俄的介绍，与由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组成的高加索政府签订了《卡尔斯条约》。早在1920年5月，大国民议会政府就开始了瓦解干涉联盟的努力，由于法国人对土耳其民族武装力量的实力持怀疑态度，致使谈判时断时续，双方在战场上也处于一种打打停停的状态。直至土耳其人在萨卡里亚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双方才迅速签署了影响极大的《安卡拉条约》。意大利由于伊兹密尔的缘故，在希土战争中采取了中立态度，第2次伊诺努战役之后，意大利人认识到了土耳其人争取独立、自由的坚强意志，于是在法国之前就开始了撤军行动。1922年大反攻之前，安卡拉政府已经完全掌握了外交主动，谈判技巧也已变得成熟，并将外交斗争同军事斗争密切地结合起来。这些做法为土耳其在洛桑会议的谈判桌上赢得胜利，提供了必要条件。

土军的战略成长

希土战争之所以在短短的3年之间出现令人惊奇的结果，也有许多军事作战方面的原因。

3年间，土耳其始终把武装反抗外敌入侵，争取民族自由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作为最终的战略目标。战争初期，土耳其人在作战指挥上出现过一些危险的失误。例如，土军在与希腊人的数次交锋中，一直忽视战线南路的防御，那里的阿菲永城是由南路转向北路的交通枢纽，失去这座重镇，北路部队就有遭到希军包抄的危险。尤其是第1次伊诺努战役之前，大国民议会政府为了收编埃泽姆的民族自卫军，不惜大量抽调前线部队赶往屈塔希亚，乌沙克方面竟然只留1个营的兵力与敌对垒，实在是冒险之举。厄斯基色希尔一屈塔希亚战役之前，南路的防御虽然有所加强，但由于判断失误，土军主力仍然集中部署在北路前线。令人费解的是，土耳其人在兵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却又在盖伊维和曼德列斯这些偏、远地区部署了不少部队，这就使阿菲永前线的守军显得更为孤立。因此战役开始不久，希腊人便在此处迅速打开突破口，旬日之间完成北向迂回，并抢占了铁路沿线上的所有战略要地，西线土军险些全军覆没。随着战争实践的丰富，土军在战役指挥上，逐步成熟起来。在防御战中，他们总是尽可能地利用地形上的有利条件，遏制住敌人的兵力优势，同时发挥自己骑兵较强的长处，对敌实施迅速而有效的突击，因此往往能在被动的形势下扭转危局。土军很少僵死地执行原有的作战计划，军事行动常常根据战场上的具体情况而加以调整，如萨卡里亚战役初战之时，土军识破了希腊人的作战意图，迅速收缩左翼，并调派部队加强南侧的防御力量。战役后期，土的右翼反攻，原是一次试探性的突击，但土耳其人能够把握战机，及时地将这次局部反攻发展成为整个战役的胜利。在大反攻中，土军更将这种积极、果敢、机动、灵活的作战风格，发挥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他们先是通过远距离的迂回，大范围的包抄，将希军整师整师地歼灭，继而又在毫不停歇的追击中，以大胆的穿插与分割行动，把溃退中的敌人打得七零八落，使之根本无法组织有效抵抗。这对土军战略目标的迅速实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希军的战略模糊

如果说战术指挥上的灵活多变是土军的作战特点的话，那么希军的特点则是战略方针上的多变。当维尼泽洛斯把希腊军队派往伊兹密尔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会打一场规模颇大的常规战争。希腊最初只是要在一个失去抵抗的国家，割占一块在瓜分协议中划给自己的领土，军事目的仅限于局部地域的占领与镇压，谈不上有什么总体性的战略计划。随着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日益发展，希腊才将军事行动扩展到秘密协议之外。然而希军在1920年夏季攻势的战略目标，仍仅限于迫使安卡拉政府承认《色佛尔条约》，尚无一举消灭民族政权之意，这一点可以从第1次伊诺努战役的无计划性上得到证明。希腊政权更迭后，康斯坦丁一改维尼泽洛斯谨慎、持重的政治策略，而将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武力征服上面，在1921年1月至9月短短的半年多时间内，希腊连续发动了4次进攻战役，而且规模越来越大，至萨卡里亚之役，希腊已将兵力发展到了极点。如果说维尼泽洛斯在1920年底执意继续进攻的话，那么经过2次伊诺努战役之后，倘若他能继续执政，他很可能会停止用兵，转而寻求政治上的解决方案。因为很明显，当时土军的实力已大增，希腊若想在战场上取胜，就只能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一场大规模的厮杀之中，这将促成干涉集团间的脆弱联盟的瓦解，从而导致希腊单独对敌的局面。希腊国力不足，兵力有限，其在异域作战，还必须在许多城市和交通要地留兵戍守，这样一来，战线愈长，攻势愈弱，胜负难以欲料。即便希军能在决战中取胜，土耳其民族解放政府也难以被彻底消灭，大国民议会的领导人会转移到其他地区，继续组织抵抗，希腊人则有可能陷入游击战争的泥潭中，无以自拔。因此，无论从什么角度考虑，希腊的增兵方案都是一个得不偿失的冒险计划。然而当时维尼泽洛斯已逃亡国外，冈纳里斯内阁又唯唯诺诺，希腊便只能在康斯坦丁的旨意之下，沿着一条危险的道路越走越远了。

希军的指挥错误

希军在战役指挥方面也存在严重失误。首先是伊诺努的第1次进攻战。希军统帅仅仅因为土耳其方面有机可乘，便匆忙出击，以致进军极为盲目。土军防线最为薄弱的南部根本未曾受到攻击，而北路希军在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一战受挫便转身撤退，白白丧失了一次消灭对手的绝好机会。第2次伊诺努战役期间，希军虽然在南路发起的牵制性进攻中获得了成功，但却由于配合不利，土军后方并未受到威胁。而北路希军则重蹈覆辙，再一次被诱入伊诺努山谷，受到迎头痛击。应该说，希军后两次的战役计划还是正确的，问题主要出在作战指挥上。厄斯基色希尔一屈塔希亚一役确立了南北合击的战略方针，目标明确，重点突出，而且战术配合密切、合理。萨卡里亚的战役计划也针对土军兵力不足的弱点，采取了拉长战线，实施重点突破的方案。然而，希军在作战中保守、僵化、缺乏主动灵活的弱点，使一个较好的作战方案得不到较好的发挥。希腊人在厄斯基色希尔—屈塔希亚战役获胜之后，并没有抓住战机追歼敌人，以扩大战果，而是停顿下来，准备下一步的计划，致使西线土军在未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安然退往萨卡里亚河东，这给希腊人的下一次攻势留下了严重的后患。萨卡里亚战役中，由于土耳其人在防御中作了战术上的调整，希军在战场上的优势已渐失去，但康斯坦丁等人却坚持原来的作战方案，结果，希军对土军防线上的任何一点都不能造成决定性的突破，而土耳其人则在僵持之间渐渐掌握了战场主动权。不过，萨卡里亚哉役之后，希军防守厄斯基色希尔一屈塔希亚防线的决定，比以往任何一次战略失误都严重得多。因为希军虽然还有一定战斗力，但萨卡里亚的失利已使希军丧失了最后一个胜利的机会。希腊人的唯一出路就是及早撤退，即使不能全部撤出安纳托利亚半岛，至少也该撤至伊兹密尔或布尔萨。然而，由于当权者在个人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希腊的撤军行动被拖延下来，从而导致了1922年8、9月间的惨重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