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通鉴论》

基本介绍

《读通鉴论》是明末清初卓越思想家王夫之有关古史评论的代表作之一。《读通鉴论》不是一部单纯的历史著作。首先，它是阅读另一部历史巨著的笔记，其中每一节都是针对《通鉴》所记的某一段史实而发的议论，如果不参照《资治通鉴》而单读《读通鉴论》，就会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其次，这部书是一个思想家的历史沉思录。它既折射了明清之际那段血与火的历史之光，又积淀了一个当时心境极为痛苦与矛盾的思想家的深邃反思。所以，总体水平远超出一般史书。

内容介绍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阅读司马光的历史巨着《资治通鉴》的笔记。对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作了多方面的评论。全书约六十余万字，按朝代分为三十卷，没有篇题。其中秦1卷，西汉4卷，东汉4卷，三国1卷，晋4卷，宋、齐、梁、陈、隋各1卷，唐8卷，五代3卷，另附《叙论》4篇为卷末。

作者介绍

王夫之（1619年—1692年），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学者尊称为船山先生。其别号甚多，据记载还有卖姜翁、一瓠道人、船山老农、船山遗老等十多个。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崇祯十五年（1642年）壬午科举人。王夫之自幼从学于父兄，聪敏好学，博览群书，十四岁即考入衡阳县学，成为秀才，但继续科举仕进的梦想在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破灭。王夫之目睹明末的腐朽统治和东北满族贵族势力的不断扩张，与许多有识之士一样感到危机日深，主张改革弊政。他十分关注国家社会政治时局，格外用心研究历史。

王夫之壮年时，明清两朝交替，他曾积极参加抗清斗争，经受过坎坷的政治流亡生活的考验和锻炼，同时有机会广泛接触社会，使他的进步思想趋于成熟。迫于抗清形势逆转，王夫之遁迹林泉，近四十幽居穷乡僻壤，荒山野岭，苦其心志，联系社会现实，总结历史经验，以全部精力从事著述，力图回答时代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寻找挽救危局的革新之路。王夫之的著作涉及哲学、政治、历史、文学各方面，多达百余种。 [2]

王夫之

王夫之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阅读司马光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笔记，全书30卷，其中秦1卷，西汉4卷，东汉4卷，三国1卷，晋4卷，宋、齐、梁、陈、隋各1卷，唐8卷，五代3卷，另附《叙论》4篇为卷末。这不是一部单纯的历史著作。首先，它是阅读另一部历史巨著的笔记，其中每一节都是针对《通鉴》所记的某一段史实而发的议论，如果不参照《资治通鉴》而单读《读通鉴论》，就会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其次，这部书是一个思想家的历史沉思录。它既折射了明清之际那段血与火的历史之光，又积淀了一个当时心境极为痛苦与矛盾的思想家的深邃反思。所以，总体水平远超出一般史书。

王夫之是一个忠于明王朝，又具有浓厚民族意识的文人。对于明亡于清这一事实，他从其字里行间透溢出痛苦和悲愤。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地借古史来发泄自己的民族义愤，而是希望“推本得失之原”，“立一成之型”，所以，其史论具有巨大的现实感。明亡后，若干史学家探讨其灭亡原因，或批评政治混乱，或分析制度弊端，或抨击君主专制及其流弊，深度不一。其中，以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为代表的批判专制君主制度的思想最为深刻。王夫之与大多数史学家不同，他不仅具有这种现实感，而且能将其与历史的沉思融合起来，试图从中总结出更高层次的历史哲学来。

首先，他清醒地反观自身，认为“夷狄之蹂躏中国，亦非必有固获之心，中国致之耳。”于是他在《读通鉴论》中，批评君主与大臣聚敛财富，批评君主贪巧自矜滥杀忠良，批评奸臣败坏纲纪使国家衰微，批评大臣拥兵自重强枝弱干，批评学风日衰邪说日盛，批评纵客商贾舍本逐末，批评奸臣引狼入室屈膝投降……批评几乎涉及到历代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在他心目中，前朝旧事只不过是明朝现实而已。

其次，在历史的沉思中，王夫之得到了一个启示，就是“事随势迁而法必变”。他从远古人类的“异于禽兽无几”与今天人类文明中看到了“世益降，物益备”；从三代的“沈酗”、“淫奔”、“黩货”与唐代的“天下帖然受治”中看到了今未必不如昔；从三代的封建诸侯与秦始皇改郡县制的成功中看到了“势相激而理随以易”。历史的变化使王夫之得出了一个哲理性的结论：“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矣”，也就是说，顺应历史潮流的就是合理的。

“理势合一”、“理因乎势”是王夫之在历史沉思中得出的最有光彩的结论。“变”是这个历史哲学的核心。正是在此思想指导下，王夫之批判了封建史学中最要害的命题“正统论”，“统者，合而不离，续而不绝之谓也”，就是说，所谓“统”是统一了国家并能较长久地持续下去的政权，不论是靠武力统一的，还是靠阴谋“篡弑”而来的，只要它顺应了大势，使国家“合而不离，续而不绝”，就是合理的、正统的，并不在乎它姓李还是姓赵。他说：“论之不及正统者，何也？

曰，正统之说，不知其所自昉也。自汉之亡，曹氏、司马氏乘之，以窃天下，而为之名曰禅。于是为之说曰，必有所承以为统，而后可以为天子，义不相授受而强相缀系，以揜篡夺之迹，抑假邹衍之邪说，与刘歆历家之绪论，文其诐辞，要岂事理之实然哉。”史书从朱熹著成《通鉴纲目》以后，正统的争论已成为封建史学家所最关心的事，甚至影响到宋、辽、金三史的修撰，迟迟未能定稿。而王夫之此说完全粉碎了那些一无可取的谬论。如果说黄宗羲是从明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现实出发得出了批判明朝君主专制的理论，那么，王夫之则是从历史的不断变化发展中得到了这一思想。千百年来，天不变道亦不变，宋元以来，为一家一姓而争正统的喧吵热闹非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成则为王、为神、为圣，便是得天命、当正统，永远私有天下，无人敢说不字。而黄宗羲、王夫之却否定了这天经地义的结论，从历史变化上指出了顺应“势”者才合天理，无疑是一个进步。

当然，历史遗留的负担毕竟太沉重了，传统文化在他身上积淀的毕竟太深厚了，当这位思想家在进行历史沉思时，常常不自觉地沿袭了传统历史观与道德观，陷入传统的保守观念之中。如他认为封建君主不能变，能变的只是具体的措施与制度；封建思想观念不能变，能变的只是个别的方法与观点，这便成了王夫之思想中一个永远难以摆脱的矛盾。他理智上承认“势之所趋”即“理”这一哲学命题，但感情上却不能接受真正扑面而来的“势”。他骂与正统理学相左的学派，如宋代的苏学、浙学及明代李贽等人的异端史学，指斥李贽的《藏书》为害尤烈。当张献忠请他加入起义队伍时，他“剺面伤腕，誓死不肯”，而清兵南下时，他却举兵反抗，将民族大义与忠君思想糅在一起。所以，在阅读《读通鉴论》时，既要注意到他表露的进步史学思想，也不能忽视那些阻碍这种思想升华的种种保守因素。

鉴赏评价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晚年系统的史论代表作之一。作者认真研读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总结历史经验，有感而发，随事阐述自己的见解、主张和思想认识。对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作了多方面的评论。全书约六十余万字，按朝代分为三十卷，卷末又附有《叙论》，没有篇题。

全书内容丰富，集中表现了作者发展进化的历史观。他痕恨明王朝的腐败政治，主张改革；反对分裂，主张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压迫；还以朴素的唯物主义对宋明以来的唯心主义道学进行了批判。作者有意识地把评史与论政治结合起来。他认为“读古人之书”必须“揣当今之争”，才能“为治之资”。因此王夫之的史论著作不仅贯穿着他的史学思想理论，也渗透了他的政治思想理论。

在对宋、明理学家厚古薄今，推崇“三代盛世”，妄称三代以下“人欲横流”、主张“法先王”的复古倒退思想进行批判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唐虞以前完全处于未开化的野蛮状态，而三代则是“国少而君多……暴君横取”，人民“秸面鸠刑，衣能结而食草木”，社会落后生活艰苦，根本也不是值得向往的盛世《读通鉴论》卷二十。“世益降，物益备”《读通鉴论》卷十九，随着历史的发展，物质生活才日益丰富起来，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古代的办法是治理古代天下的，不一定能通用于今天，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法令和治国之道，必须“趋时更新”，“事随势迁而法必变”。

在对历史发展的认识上，《读通鉴论》指出“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乱有乱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违生之理，浅者以病，深者以死。人不自知而自取之，而自昧之……夫国家之治乱存亡，亦如此而已矣。”卷二十四国家的治乱存亡与人的生死寿夭一样都有自己的规律，并且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人所认识和掌握的。基于这种思想认识，作者认为秦始皇废除分封行郡县，是历史进步和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秦代以下，郡县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卷一，被分封行郡县变革的成功是顺应了“势之所趋”，符合“理”——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结果。作者还进一步带证地指出“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而行其大公”卷一，秦始皇是出于“私天下”的动机而实行郡县制的，而历史规律的必然性又恰恰是通过秦始皇主观动机这一偶然性体现出来的。

此外《读通鉴论》一书在分析评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时，多有独到见解和中肯意见，又能一一例举，但也有其局限，作者同情农民的疾苦，痛恨反动统治的腐败，主张改革，但其认识还局限于对原有制度的改良，没有认识到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制度的必要。

张纲年轻时就通晓经学，虽然是官宦家庭的公子，却磨砺布衣的节操，被举荐孝廉，他却不赴命，后来被司徒任命为侍御史。当时顺帝纵容宦官，有识之士都恐惧担心。张纲慨然感叹："污秽丑恶之人聚满了朝廷，如果不能挺身而出献出生命，为国家扫除灾难，即使活着，也是我所不愿意的。"汉安元年，朝廷选派八位使者巡视各地的风气民情，使者大多是年老而德高的儒者和知名人士，大多先后担任要职，只有张纲年纪轻，官位低。其他人都奉命到位，只有张纲却在洛阳都亭停车不行，说："豺狼一般暴虐奸邪的人当政，怎么还要查问那些像狐狸一样奸佞狡猾的坏人!"皇帝虽然明白张纲说话直率，但最终还是不愿意重用他。当时，广陵的张婴等人率领数万人反叛，他们杀了刺史、太守，在扬州、徐州一带作乱已经有十多年，朝廷却一直不能讨伐征服他们。于是，派张纲担任广陵太守。先前派遣的郡守，大多向朝廷要求很多的兵马，唯独张纲却请求轻车简行赴命任职。

到任以后，就率领差吏兵卒十多人，径直造访张婴营垒，安抚慰问，要求与头目会见，表明国家的恩惠。张婴起初非常吃惊，见到张纲的诚信后，才出来拜见。张纲请他坐在上座，询问疾苦。劝导他说："前任太守大多肆虐贪婪残暴，所以致使你们各位心怀愤怒聚到了一起。太守确实有罪，然而你们这样做也是不义的。如今皇上仁慈圣明，要以文德劝服反叛之人，所以派我前来，想以爵禄使你们荣耀，不想用刑法惩罚你们，现今实在是转祸为福的好时机啊。如若听闻仁义却不顺服，一旦天子赫然震怒，派遣大军聚集于此，难道不危险吗?如果不能正确估量双方力量的强弱，就是不明智；冒充美善而趋从邪恶，就是不聪明；放弃顺服而效仿叛逆，就是不忠诚；自己断送了子孙的性命，就是不孝顺；违背正道而走向邪路，就是不正直；明白正义而没有作为，就是不勇敢；这六方面是关系到你们成败、利害的重要因素，希望你能够仔细考虑。"

张婴被深深地感动并醒悟，第二天，率领部下万人和妻子儿女，双手反绑投降归顺。张纲就单车进入张婴营垒，遣散了张婴的部下，让他们去自己想去的地方；想要当差的，都召而来之。于是人们喜悦信服，南州一片安定。皇上给予了好评，想提拔张纲，而张婴等人上书乞求留任张纲，皇上应允了。张纲在郡守位上一年，四十六岁时逝世。百姓老幼相扶到张纲府邸吊唁的人多得无法计数。张婴等五百多人穿着丧服为他操办丧事，背负泥土为他垒筑坟墓。

张纲单车独骑去到叛贼营垒，劝喻张婴并降伏了他，主张安抚盗贼的人都把这作为美谈。然而张纲死后没多久，张婴又占领郡地而反叛，张纲哪里能使东南的盗贼止息啊!民众一旦做了盗贼，就会无法自容于世，处在既非叛逆又非顺服的状态下，徘徊之中始终想着展翅高飞；况且让他受到恩宠，得到荣耀，期望他悔过自惩而不再萌生反叛的意向，怎么做得到啊?张纲这样的人，只能缓解一时的灾祸，却不能用他为国家作长期的谋划，哪里值得效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