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

基本介绍

《国语》相传是春秋时期左丘明所撰的一部国别体著作。宋代以来，包括康有为在内的多位学者怀疑《国语》为西汉刘歆的伪作。该著作记录范围为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公元前990年）西征犬戎（约公元前947年），下至智伯被灭（公元前453年）。《国语》中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国语》是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

内容介绍

《国语》，又名《春秋外传》或《左氏外传》。相传为春秋末鲁国的左丘明所撰，但现代有的学者从内容判断，认为是战国或汉后的学者托名春秋时期各国史官记录的原始材料整理编辑而成的。《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凡二十一卷（篇），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记事。记事时间，起自西周中期，下迄春秋战国之交，前后约五百年。

相较《左传》，《国语》所记事件大都不相连属，且偏重记言，往往通过言论反映事实，以人物之间的对话刻画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国语》按照一定顺序分国排列。在内容上偏重于记述历史人物的言论。这是国语体例上最大的特点。

《国语》全书二十一卷，《周语》三卷，记载了西周穆王、厉王直至东周襄王、景王、敬王时有关“邦国成败”的部分重大政治事件，反映了从西周到东周的社会政治变化的过程。《鲁语》二卷，则着重记载鲁国上层社会一些历史人物的言行，反映了春秋时期这个礼义之邦的社会面貌。《齐语》一卷，主要记载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采取的内政外交措施及其主导思想。

《晋语》九卷，篇幅占全书三分之一强，它比较完整地记载了从武公替晋为诸侯，献公之子的君权之争，文公称霸，一直到战国初年赵、魏、韩三家灭智氏的政治历史，从公元前678年到公元前453年，时间长，分量重，所以有人把《国语》称为“晋史”。《郑语》一卷记周太史伯论西周末年天下兴衰继替的大局势。《楚语》二卷，主要记灵王、昭王时的历史事件。《吴语》一卷、《越语》二卷记春秋末期吴、越争霸的史实。

作者介绍

《国语》的作者，自古存在争议，迄今尚未有定论。最早提出《国语》作者为左丘明的是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他在《报任安书》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此后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也记载：“《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按照他们的说法，左丘明为孔子《春秋》作传后，不幸失明，但他：“雅思未尽……稽其逸文，纂其别说……”根据作传所剩下的材料，又编辑了一本书，即《国语》。班固、李昂等还把国语称为《春秋外传》或《左氏外传》。

但是在晋朝以后，许多学者都怀疑这类说法。晋代思想家傅玄最先提出反对意见，他在《左传·哀十三年：正义》引中言：“《国语》非左丘明所作。凡有共说一事而二文不同，必《国语》虚而《左传》实，其言相反，不可强合也。”宋人刘世安、吕大光、朱熹，直至清人尤侗、皮锡瑞等也都对左丘明著《国语》存有疑问。

宋代以来，包括康有为在内的多位学者怀疑《国语》为西汉刘歆的伪作。

到了现代，学界仍然争论不休，一般都否认左丘明是国语的作者，但是缺少确凿的证据。普遍看法是，国语是战国初期一些熟悉各国历史的人，根据当时周朝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史料，经过整理加工汇编而成。他们认为：《国语》并非出自一人、一时、一地。它主要来源于春秋时期各国史官的记述，后来经过熟悉历史掌故的人加工润色，大约在战国初年或稍后编纂成。

其他信息

社会影响

国语在内容上有很强的伦理倾向，弘扬德的精神，尊崇礼的规范，认为“礼”是治国之本。而且非常突出忠君思想。

国语的政治观比较进步，反对专制和腐败，重视民意，重视人才，具有浓重的民本思想。

国语记录了春秋时期的经济、财政、军事、兵法、外交、教育、法律、婚姻等各种内容，对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非常重要。

艺术特色

从史学和文学成就看，《国语》不如《左传》。但《国语》也有较为明显的艺术特色，这就是：一、长于记言，二、有虚构故事情节。虽然在语言上较为质朴，但从文学的发展角度来看，应该说比《左传》前进了一步。例如，《晋语》所记骊姬深夜向晋献公哭诉进谗的事，早在秦汉之际就被人怀疑。《孔丛子·答问》记陈涉读《国语》至此处，向博士问道：“人之夫妇，夜处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虽黔首犹然，况国君乎？余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为之词。”虽然博士曲为《国语》回护，硬说宫廷之中有女性的内史旁听记录，这是不能说服人的。

唐人柳宗元曾写《非〈国语〉》一文，他说：“尝读《国语》，病其文胜而言庞，好诡以反伦。”并说《国语》“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其实，柳宗元列举的非难之词，从文学的角度看，正是对《国语》应该肯定、赞美之处。我们看越王勾践与吴王夫差取得暂时和平之后，如何忍辱负重，蓄积力量，准备复国，作品写得何等生动传神：勾践说于国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与大国执仇，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此则寡人之罪也。寡人请更！”于是葬死者、问伤者、养生者、吊有忧、贺有喜、送往者、迎来者，去民之所恶，补民之不足。然后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于吴，其身亲为夫差前马。

勾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广运百里。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寡人闻古之贤君，四方之民归之，若水之归下也。今寡人不能，将帅二三子夫妇以蕃。”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将免（娩）者以告，公毉守之。生文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当室者死，三年释其政；支子死，三月释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妇、疾疹、贫病者，纳官其子。其达士，絜其居，美其服，饱其食，而摩厉之于义。四方之士来者，必庙礼之。勾践载稻与脂于舟以行。国之孺子之游者，无不也，无不歠也，必问其名。非其身之所种则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织则不衣。十年不收于国，民俱有三年之食。

国之父兄请曰：“昔者夫差耻吾君于诸侯之国；今越国亦节矣，请报之！”勾践辞曰：“昔者之战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与知耻？请姑无庸战！”父兄又请曰：“越四封之内，亲吾君也，犹父母也。子而思报父母之仇，臣而思报君之仇，其有敢不尽力者乎？请复战！”这种“十年生聚”的情景描写得何等生动、深刻。重民如此，焉有不胜之理！

思想倾向

《国语》的思想比较驳杂。它重在记实，所以表现出来的思想也随所记之人、所记之言不同而各异，如《鲁语》记孔子语则含有儒家思想；《齐语》记述管仲语则谈霸术；《越语》写范蠡尚阴柔、持盈定倾、功成身退，带有道家色彩。

《国语》与《左传》《史记》不同，作者不加“君子曰”或“太史公曰”一类评语。所以作者的主张并不明显，比较客观。《国语》中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礼重民等观念。西周以来的敬天保民思想在书中得到了继承。虽然《国语》许多地方都强调天命，遇事求神问卜，但在神与人的关系上，已是人神并重，由对天命的崇拜，转向对人事的重视。因而重视人民的地位和作用，以民心的向背为施政的依据。如《鲁语上》鲁太史里革评晋人弑其君厉公时，认为暴君之被逐被杀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臣民的反抗行为无可厚非。又如《周语上》邵公谏厉王弭谤中，邵公主张治民应“宣之使言”，从人民的言论中考察国家的兴衰，政治的得失，国君只有体察民情，行民之所善，去民之所恶，增加人民的财富衣食，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历史评价

就文学价值说，《国语》虽不及《左传》，但比《尚书》《春秋》等历史散文还有所发展和提高，具体表现为：作者比较善于选择历史人物的一些精彩言论，来反映和说明某些社会问题。如《周语》“召公谏弭谤”一节，通过召公之口，阐明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著名论题。

《国语》在叙事方面，亦时有缜密﹑生动之笔。如《晋语》记优施唆使骊姬谗害申生，《吴语》和《越语》记载吴越两国斗争始末，多为《左传》所不载，文章波澜起伏，为历代传诵之名篇。又《晋语》记董叔将娶于范氏，似绝妙的讽刺小品。所载朝聘﹑飨宴﹑辩诘﹑应对之辞。有些部分写得较精练﹑真切。由于原始史料的来源不同，《国语》本身的文风不很统一，诚如崔述所说：“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洙泗考信录。余录》）

《国语》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有目共睹。《国语》开创了以国分类的国别史体例，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陈寿的《三国志》、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吴任臣的《十国春秋》，都是《国语》体例的发展。另外，其缜密、生动、精炼、真切的笔法，对后世进行文学创作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四库提要记载

《国语》·二十一卷（户部员外郎章铨家藏本）

吴韦昭注。昭字弘嗣，云阳人，官至中书仆射，《三国志》作韦曜。《裴松之注》谓为司马昭讳也。《国语》出自何人，说者不一。然终以汉人所说为近古。所记之事，与《左传》俱迄智伯之亡，时代亦复相合。中有与《左传》未符者，犹《新序》、《说苑》同出刘向，而时复牴牾。盖古人著书，各据所见之旧文，疑以存疑，不似后人轻改也。

《汉志》作二十一篇。其诸家所注，《隋志》虞翻、唐固本皆二十一卷，王肃本二十二卷，贾逵本二十卷，互有增减。盖偶然分并，非有异同。惟昭所注本，《隋志》作二十二卷，《唐志》作二十卷。而此本首尾完具，实二十一卷。诸家所传南北宋版，无不相同。知《隋志》误一字，《唐志》脱一字也。前有昭《自序》，称兼采郑众、贾逵、虞翻、唐固之注。今考所引郑说、虞说寥廖数条，惟贾、唐二家援据驳正为多。《序》又称凡所发正三百七事。

今考注文之中，昭自立义者：《周语》凡服数一条、国子一条、虢文公一条、常棣一条、郑武庄一条、仲任一条、叔妘一条、郑伯南也一条、请隧一条、渎姓一条、楚子入陈一条、晋成公一条、共工一条、大钱一条、无射一条。《鲁语》朝聘一条、刻桷一条、命祀一条、郊禘一条、祖文宗武一条、官寮一条。《齐语》凡二十一乡一条、士乡十五一条、良人一条、使海於有蔽一条、八百乘一条、反胙一条、大路龙旂一条。《晋语》凡伯氏一条、不惧不得一条、聚居异情一条、贞之无报一条、辕田一条、二十五宗一条、少典一条、十月一条、嬴氏一条、观状一条、三德一条、上军一条、蒲城伯一条、三军一条、錞于一条、吕锜佐上军一条、新军一条、韩无忌一条、女乐一条、张老一条。《郑语》凡十数一条、亿事一条、秦景襄一条。《楚语》声子一条、懿戒一条、武丁作书一条、屏摄一条。《吴语》官帅一条、錞于一条、自亚刂一条、王总百执事一条、兄弟之国一条、来告一条、向檐一条。《越语》乘车一条、宰一条、德虐一条、解骨一条、重禄一条。不过六十七事。合以所正讹字、衍文、错简，亦不足三百七事之数。其传写有误，以六十为三百欤。

《崇文总目》作三百十事，又“七”字转讹也。钱曾《读书敏求记》，谓《周语》“昔我先世后稷”句，天圣本“先”下有“王”字；“左右免胄而下”句，天圣本“下”下有“拜”字，今本皆脱去。然所引注曰云云，与此本绝不相同，又不知何说也。此本为衍圣公孔传铎所刊。如《鲁语·公父文伯饮酒》一章，注中“此堵父词”四字，当在“将使鳖长”句下，而误入“遂出”二字下。小小舛讹，亦所不免。然较诸坊本则颇为精善。自郑众《解诂》以下，诸书并亡。《国语注》存於今者，惟昭为最古。

黄震《日钞》尝称其简洁，而先儒旧训亦往往散见其中。如朱子注《论语》“无所取材”，毛奇龄诋其训“材”为“裁”，不见经传，改从郑康成“桴材”之说。而不知《郑语》“计亿事，材兆物”句，昭注曰：“计，算也。材，裁也。”已有此训。然则奇龄失之眉睫间矣。此亦见其多资考证也。

历代研究

注释本

《国语》成书以来，东汉郑众、贾逵，魏晋王肃、唐固、虞翻、韦昭、孔晁等为之作注。唐宋以来，各家之注多亡佚，惟韦昭《国语解》存于世。北宋时，宋庠（字公序）曾整理《国语》及韦解，并作《国语补音》三卷。然其间亦有宋庠不知者：如后汉杨终撰有《改定春秋外传章句》，三国孙炎撰有《国语》注，北魏刘芳撰有《国语音》一卷。公序云：“先儒未有为《国语》音者，盖外、内传文多相涉，字音亦通故也。然近世传《旧音》一篇，不箸撰人姓名，寻其说，乃唐人也。”恐失检于《魏书·刘芳传》。除此以外，我们不排除东汉、三国、魏晋之间佚名旧注大量存在而后世散佚不传这种情况。

韦昭《国语解》是现存于世的《国语》最早注本，他在《国语解叙》中对其之前的注家及其作注的缘由、依据也有清楚的说明：“遭秦之乱，幽而复光。贾生、史迁颇综述焉。及刘光禄于汉成世始更考校，是正疑谬。至于章帝，郑大司农为之训注，解疑释滞，昭析可观，至于细碎，有所阙略。侍中贾君敷而衍之，其所发明，大义略举，为已憭矣，然于文间时有遗忘。建安、黄武之间，故侍御史会稽虞君，尚书仆射丹阳唐君，皆英才硕儒、洽闻之士也，采摭所见，因贾为主而损益之。观其辞义，信多善者，然所理释，犹有异同。昭以末学，浅暗寡闻，阶数君之成就，思事义之是非，愚心颇有所觉。今诸家并行，是非相贸，虽聪明疏达识机之士知所去就，然浅闻初学犹或未能祛过。切不自料，复为之解。因贾君之精实，采虞、唐之信善，亦以所觉增润补缀，参之以五经，检之以《内传》，以《世本》考其流，以《尔雅》齐其训，去非要，存事实，凡所发正三百七事。又诸家纷错，载述为烦，是以时有所见，庶几颇近事情，裁有补益。”他的大体情况上文已述。

公序以下直至清初，研究《国语》者寥寥无几。有清一代，朴学大兴，其间不乏校注《国语》者。主要有：汪远孙《国语校注本三种》（《国语三君注辑存》、《国语发正》、《国语明道本考异》），陈瑑《国语翼解》，董增龄《国语正义》等。

汪远孙《国语校注本三种》对《国语》文本作了系统翔实的研究。其作《国语校注本三种》的缘起、体例、依据在《三种》各自序言都有明确交代。兹录于下，以资参证。

《国语三君注辑存》序：“三君者，后汉侍中贾君逵、吴侍御史虞君翻、吴尚书仆射唐君固也。韦宏嗣采摭三君，并参己意，成《国语解》二十一卷。汉章帝时，郑大司农众作章句，其书最为近古，久亡其篇数。魏中领军王肃、晋五经博士孔晁亦为章句训注，后先于韦而解不载。今远孙不揣谫陋，搜罗旧闻，其三君说有见于解中有不见于解中悉录之，王、孔诸家亦载焉。于以识韦氏作解之去就、而众说之足资取益也。“《国语》称三君者，仍宏嗣之本书也。”

《国语发正》序：向称《外传》，与《内传》相为表里，综述义文，说家辈出。自汉迄晋，散佚无存。今所完存者，唯韦氏注而已。注中都采古训，又参幷己意。实事求是，卓尔钜观。然学道无穷而偏漏难掩，此中得失，间有瑜瑕，可资考订。去就需才，远孙妄不自揣，研虑多年，搜辑旧闻，博取通语，苟可明者，皆收录焉。抑有疑者，必备参焉。解讹者驳之，义缺者补之，辞意有未昭晰者复详说之。爰列三例，依传作卷，为《发正》：二十一卷，所以发其疑而正其似也。”

《国语明道本考异》“旧题天圣明道本《国语》，天圣，宋仁宗年号；明道，乃仁宗改元。卷末署云‘天圣七年七月二十日开印，明道二年四月初五日得真本’。是明道二年以天圣印本重刊也。近代盛行宋公序《补音》，明人许宗鲁、金李皆从公序本重刊。两本各有优劣，而后是非异同判焉。今刻以明道本出大字，公序本辅行小字于下，它书所引之异文及诸家所辨之异字，亦皆慎择而采取之。读《国语》者庶乎知其异而是非可识也。”

《国语校注本三种》（《国语三君注辑存》、《国语发正》、《国语明道本考异》），有清道光丙午闰五月汪氏振绮堂刊本。其中《国语发正》被王先谦收入《清经解续编》，《国语明道本考异》收入《四部备要》，列于黄丕烈《重刊明道二年〈国语〉》、《校刊明道本韦氏解〈国语〉札记》之后。

陈瑑《国语翼解》，主要是搜集相关文献对韦昭《国语解》作疏证补充工作。顾其名即知其作是书之旨，翼者，辅也，佐也，助也。《广雅书局丛书》、《丛书集成初编》均有收入。

董增龄《国语正义》，其序云：“宋公序补音本及天圣本两家并行，近曲阜孔氏所刻用补音本。今兼收二家之长，而用补音本者十之七八。……云为之注者，有汉郑众、贾逵、魏王肃、吴虞翻、唐固、韦昭，晋孔晁七家，今唯韦解尚存。……今铨释韦解之外，仍援许郑诸君旧诂备载其后，以俟辩章。譬导水而穷其源，非落叶而离其根也。韦解体崇简洁，多阙而不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及应劭、如淳、晋灼、苏林、颜师古等家《汉书注》、章怀太子《后汉书》注，凡与马班正文采取《国语》者，各有发挥。或与韦解两歧，或与韦解符合。同者可助其左证，异者宜博其旨归。并采兼收，以汇古义。錞鼓不同音，而皆悦耳；荼火不同色，而皆美观也。国邑水道，以《汉·地理志》、《后汉·续郡国志》为主，而参以《水经注》、《元和郡县志》、杜氏《通典》，诸家并列。我朝所定府厅州县之名庶览者了然。至宫室器皿衣裳之制度，则孔贾诸疏具存，止撷简要，不事详叙。”

正义者，注之疏也。殆因“疏不破注”之例，《国语正义》虽篇幅不小，但发明无多。吴曾祺在其《国语韦解补正》叙中就说：“然董氏之书，多征引旧典，而于文义之不可通者，反忽而不及。似博而实略，似精而实疏。”这个评判应该说是相当公允的。董增龄《国语正义》有清光绪庚辰章氏式训堂刊本，巴蜀书社1985年据此本影印出版了影印本。

此外，清人对《国语》还作了大量辑佚工作：王仁俊《经籍佚文》辑有《国语佚文》一卷；王谟《汉魏遗书钞》、劳格《月河精舍丛钞》、黄奭《汉学堂丛书》、《黄氏逸书考》、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蒋曰豫《蒋侑石遗书》、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对已亡佚的东汉郑众、贾逵，魏晋王肃、唐固、虞翻、孔晁等《国语》注作了辑佚工作。这些辑佚工作，作用不言自明。

清末校诂《国语》者有吴曾祺，撰有《国语韦解补正》一书。他在《国语韦解补正》叙中说：“《国语》一书，时有笺疏，惜其寥寥无几。独高邮王氏，所得为多。乃择其说之合者，悉纂而辑之。其有不足，辄以己意谬为附益。岁月既久，楮墨遂滋。因汇为一编，名之曰《国语韦解补正》。补者，补其所未备；正者，正其所未安。备且安，是书之本末具矣。”其书亦间有创获，于读《国语》者，不无裨益。清宣统元年，商务印书馆初版其书。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有数次印行。

其后沈镕有《国语详注》，惟存《国语》正文，摘列重要词句略加诠释，其性质为重注而非补注。因其发明无多，后人称引亦少。其书民国五年文明书局有铅印本，民国二十四年文明书局曾再次印行。

另有金其源《读书管见·国语》（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时有所得。

台湾学者张以仁《国语斠证》一书，摘录有异文、疑义之相关语句，以天圣明道本、公序本、公序《〈国语〉补音》、董增龄《国语正义》本等本相互雠校，旁参黄丕烈《札记》、汪远孙《考异》等诸家成说，广采古注、类书及相关书中材料，以理其讹脱，正其谬误。其于《国语》，厥功甚伟。此书由台湾商务印书馆于1969年印行。

在《国语》校注本中，徐元诰《国语集解》，行世最晚，在韦解之下而能网罗之前王引之、汪中、刘台拱、黄丕烈、汪远孙、陈瑑、董增龄、吴曾祺、沈镕各家之说，并于诸说纷存、文有疑义处以“元诰按”明其取舍，于读《国语》者甚为便利，可称当前《国语》校注本之最佳者。但王树民先生在《国语集解》点校前言里有中肯地评价：“《国语集解》之编撰方式虽善，但其编撰工作则甚为粗疏，成为其书之最大缺陷。”其书1930年曾由中华书局印行。2002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经王树民、沈长云二先生点校的《国语集解》。每卷之后，都附有点校者所作校记，在最大程度上弥补了徐元诰《国语集解》编撰工作粗疏而导致的讹误。2006年修订本附上了人名索引。[3]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以《四部备要》收录的士礼居翻刻明道本《国语》为底本，参校《四部丛刊》影印明代翻刻公序本，并吸收了一些前人的校勘成果，略加按语，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后又修订重版多次。此为目前最易得之本，且阅读甚为便利。

选译本

叶麟《白话译解国语》(属于选译),大连大达书社1935年

秦同培注释、宋晶如增订《广注语译国语精华》(属于选译),世界书局,初版不可考,新一版出版于1943年

傅庚生《国语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该书的影响比较大，在后来的《国语》译注中经常可以看到《国语选》的影子。

高振铎、刘乾先《国语选译》，巴蜀书社1990年

全译本

《国语》的权威点校本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点校本，后来的《国语》译注本都以其为底本、参酌他本而成。

薛安勤、王连生《国语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

汪济民等《国语译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

董立章《国语译注辨析》，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

邬国义、胡果文等《国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李维琦《白话国语》，岳麓书社1994年

黄永堂《国语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该书发行量较大，影响较广。

秦峰《译注国语》，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

赵望秦、张艳云等《白话国语》，三秦出版社1998年

来可泓《国语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

鲍思陶点校《国语》，齐鲁书社2005年

曹建国等《国语简注通说》，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

版本系统

《国语》的版本系统非常简单清晰，即明道本与公序本两个系统。

黄丕烈在《校刊明道本国语札记》叙中说：“《国语》，自宋公序取官私十五六本校定为《补音》，世盛行之，后来重刻，无不用以为祖。”经宋庠整理之本，此后成为主要传世之本：公序本。其后明嘉靖戊子金李刊泽远堂本（或称金李本）即翻刻自公序本，世称善本，而明道本又罕为世人所见，故此金李本就成了明清以来绝大多数本子的实际祖本。

黄丕烈《校刊明道本国语札记》叙云：“如此明道二年本者，乃不绝如线而已。”（国学基本丛书选印《国语》，页二四一，上海书店1987年版）又《重刊明道二年〈国语〉序》二钱大昕序云：“荛圃得是书而宝之，又欲公其宝于斯世。”（国学基本丛书选印《国语》钱大昕序，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出版。）可见明道本之罕见。《国语》（含《补音》）版本现存情况，可详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上册），第207～2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国语》之存于今者，以宋明道二年椠本为最古。”汪远孙《国语明道本考异序》云：“旧题天圣明道本《国语》，天圣，宋仁宗年号；明道，乃仁宗改元。卷末署云‘天圣七年七月二十日开印，明道二年四月初五日得真本’。是明道二年以天圣印本重刊也。”黄丕烈《校刊明道本国语札记》叙又云：“有未经其（指宋庠）手，如此明道二年本者，乃不绝如线而已。……丕烈深惧此本之遂亡，用所收影钞者，开雕以饷世。其中字体，前后有歧，不改画一，阙文坏字，亦均仍旧。无所添足，以惩妄也。”自此，明道本才得以广为流传。

自清中期以后，明道本与公序本同为《国语》通行之本。《四部丛刊》本《国语》是据嘉靖戊子金李泽远堂本影印，而《四部备要》本《国语》则据黄丕烈《重刊明道二年〈国语〉》排印，其后附有黄丕烈《校刊明道本韦氏解〈国语〉札记》、汪远孙《国语明道本考异》。《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为易得且又可靠的两个版本。《国语》之本，非此即彼，或以其一为底本、其一作参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