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平楷

主要经历

1923年2月，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即“二七大罢工”）爆发，刘平楷即受党组织派遣到长辛店协助邓中夏做宣传工作。1924年秋，受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同志的指派，赴河南信阳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信阳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共豫陕区执行委员会常委，使信阳地区成为当时全国农民运动开展较早的地区之一。在国民革命高涨的形势下，刘平楷于1926年在南京领导工人运动和国民革命运动，9月，向中央作了《关于津浦线南段工作报告及今后计划大要》，为津浦路南段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27年4月10日，刘平楷主持召开了各界各团体20多万人参加的“南京市民肃清反革命派大会”，蒋介石派军*向请愿群众开枪，酿成“四·一〇”反革命流血惨案。5月，刘平楷被派往上海闸北区着手恢复和整顿被破坏的党组织。在革命低潮中，刘平楷临危受命，于1928年5月受中共中央委派，担任中共湖北临时省委书记，以恢复遭敌人破坏的湖北党组织。他在形势非常险恶的情况下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领导成立了湖北省委，使全省各地党组织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并逐步恢复。1928年底，又受中央委派，以特派员的身份与谢觉哉同志一道前往东北领导恢复了满洲省委。中共满洲临时省委建立后，刘平楷担任省委书记兼军委书记，不久又担任了中共第四届满洲省委常委、代理省委书记。使东北地区党员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工农运动很快活跃起来。

1929年秋，中共云南省临委请求中央派刘平楷回滇工作，11月，刘平楷回到云南。1930年春，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并在省委书记赴滇南工作期间，负责省委的日常工作。刘平楷为桑梓人民的解放事业忘我工作，为大公而忘小私，为了解决省临委经费困难，他常想方设法以各种借口写信回家要钱。1930年5月5日，在敌人的大搜捕中，刘平楷为了保护省委的机密文件并安排有关同志转移，不幸被捕。在狱中，敌人对他先施以高官厚禄的引诱，被他严词拒绝。敌人又对他严刑拷打并以死亡威胁，都无法撼动他的铮铮铁骨和凛然正气！刘平楷说：“大丈夫不怕死，为何以死惧之！成全我一个烈士的美名，不也好吗！”他把监狱当战场，是狱中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鼓励难友们保持革命气节，写了狱中学习提纲30条，组织大家学习，并亲自讲授自己的斗争经验。他回想起老母病故已三年多一直等自己回去安葬，老父和妻儿处境艰难的现实，身陷牢狱的他意料到可能永远无法尽一个儿子最后的孝道，以及对妻儿的责任，不禁思绪万千，提笔嘱咐妻子：“如果我死了，不要悲伤，也不要为我守节，为党的事业，为人民的解放而死，我心甘情愿”。遍体鳞伤的刘平楷，时常凝视着怀中珍藏的一颗白里透红的雨花石，决意以南京雨花台的烈士为榜样，用自己的鲜血染红这颗晶莹透亮的雨花石，作为对革命事业的最后献礼。当得知敌人要下毒手了，刘平楷同难友一一握别，泰然自若地迈开大步走向刑场。

1930年7月26日，刘平楷在昆明英勇就义，时年28岁。

贡献影响

1920年底，刘平楷回家度假，由父母主张，和彭嘉娣结婚，后仍返校求学。次年11月，昆明发生云南讲武堂学生殴打省一中、农中、路政师范等校学生的事件，酿成云南学界的首次悲剧。刘平楷目睹了部分事件的经过，愤然参加各校组织的罢课活动。

1920年11年5月，刘平楷进京求学。他于5月19日告别家乡父老亲人，步行17天到达昆明，再经河口、香港、上海、南京，辗转2l天，于7月15日抵达北京。北行途中，刘平楷认真观察、分析内忧外患的现实社会，看清了改造社会，需“国人其速兴”。他将耳闻目见的事载入《北行日记》，对“把香港大好之地，举以与人”，容忍帝国主义修筑滇越(南)铁路使“门户洞开”，“大好财源，掳去一空”，“四亿同胞，日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民国前途忧心忡忡。愤怒谴责“万恶军阀及傀儡政府”，对内不能“保民”，对外不能“筹抵制之方”。深刻指出“资本贵族制度不消灭，平民无再生之日”。并敏锐地看到中国将以“阶级斗争”形势，“排演于东方大舞台中”。这次北行对他后来投身革命，立志“为吾国平民援助”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同年10月，刘平楷考入“国立北京美术专科学校”，同时还到“励群学院”选修英语。翌年秋转入“国立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学习。民国12年，与在京的云南省立一中的学友组织“同学会”，继后又与在京的云南籍进步学生组建“云南新华社”(后更名“新滇社”)，出版《华新》周刊(后易名《铁花》)。刘平楷在广泛的社会活动中，结识了滇籍北大学生王复生(又名王濡廷)。他们一道投人了反帝、反封建、反宗法社会的运动，并在《铁花》等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民国12年先后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

1925年，中国共产党派遣刘平楷到河南信阳工作，秋季到职。公开身份是信阳铁路工会秘书、国民党信阳市党部秘书。同年10月被选为国民党信阳市执行委员。他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集会，支持国民革命军，掀起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爱国热潮。次年1月中共四大制订了开展群众运动，建立和加强党的组织的计划。信阳地区在刘平揩等人领导下，发动群众，深入农村，经过细致的工作，各区农会相继成立，分会达50余个，会员约5万人，成为全国农民运动较早的地区之一。刘平揩还经常到河南省立第三师范、县立师范讲习所、信义中学及铁路工段等地，和工人、教师、学生交朋友，宣传马列主义、共产党的主张。刘平楷、王克新等经过研究，向中共中央报告，决定在信阳建立中共党、团支部。经中央批准，诞生了信阳最早的党组织——干事支部委员会，刘平楷任书记兼抓宣传工作。同年5月，中共豫陕区执行委员会成立，王若飞任书记，刘平楷为常委，分管信阳工作。“五卅”惨案后，刘平楷组织领导了信阳的反帝斗争。他们召开声讨大会，成立“信阳沪案后援会”，创办《血拼》刊物，组织发动罢工、罢课、罢市。刘平楷还因势利导，用国民党信阳市党部名义组织以铁路工人、爱国学生为主体的敢死队，他亲任队长，准备赴上海参加战斗。因经费不济，到开封后又返回信阳。刘平楷在信阳的一系列活动，给反动势力以沉重的打击。“鄂豫信义总会”挑拨驻信阳的国民革命军第2军ll师师长蒋世杰将刘平楷逮捕，激起全市工人、学生集会请愿，并通电全国。当局迫于群众的威力，不得不将他释放。

1926年秋。刘平楷受中共中央和全国铁路总工会派遣，到中共南京地委工作，负责津浦路南段(徐州至浦口)的工人运动，隶属中共上海区委领导。9月26日，他深入调查后，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津浦线(南)段工作报告及今后计划大要》的书面报告，分析了各站、各段工会、党团组织情况，提出下步工作总原则和具体实施方案。报告中强调党的组织工作“要取得有组织有战斗力的群众，先要有坚强伟大的本身组织，实际成为群众的核心，才能领导群众的一切斗争”。主张“一个革命的共产党员”要有“确定的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和革命的彻底意识”。他在工作中告诫一些已入党的学生：“共产党人要比其他人更能吃苦，才能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次年1月，中共南京地委根据上海区委指示，成立职工运动委员会，刘平楷兼负两浦区的职工运动工作，组织工人纠察队,拆毁沪宁铁路龙潭东站和津浦铁路入南京北门附近的轨道，破坏军阀的军事运输，还缴获了孙传芳部1个连的武器。2月11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江浙地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会后上海区委改称江浙区委）。刘平楷代表中共南京地委出席大会，任大会秘书，参与大会组织问题委员会工作。3月下旬，国民革命军北伐光复南京，刘平楷以中国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常务执行委员的身份出席各种会议，主持召开各界、各团体的群众集会，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发动广大群众投入反帝、反军阀斗争。

1927年4月9日，蒋介石从上海到南京。当天下午2时，刘平楷在公共体育场主持召开了20万人参加的名为欢迎，实为谴责蒋介石的大会。国民党顽固派看到南京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惊慌失措，密令南京“劳工总会”100余名流氓打手，捣毁省、市党部及市总工会，并逮捕了张曙时等30余人。大会闻讯，群情激愤，到总司令部请愿，但蒋介石置之不理。10日上午9时，刘平楷主持召开各界20多万人参加的肃清反革命派、声讨反革命罪行大会，推选代表继续到总司令部请愿，先后派了3批代表进去，均不见答复。下午5时，100余名流氓打手持木棍、铁器、枪支冲人人群。殴打请愿群众，并向群众开枪射击，打死数十人，伤千余人，造成了南京“4．10”惨案。针对严酷的现实．中共南京地委于当夜11时，在大纱帽港10号召集会议，研究对策。会议正在进行，便衣特务突然包围了会场，除刘平楷只身从后门越墙脱险外，与会的中共南京地委书记谢文锦等10人被捕，几天后惨遭杀害，南京党组织受到破坏。12日，刘平楷派郑旺华持他写的关于惨案经过的书面报告，到武汉呈报国民党中央党部，同时将情况急报中共江浙区委。此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4．12”政变。上海总工会被查封，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捕杀，中共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为了迅速恢复南京党组织中共江浙区委任命刘平楷为南京地委书记。5月初，蒋介石在南京加紧“清党”，刘平楷因身份暴露，被迫撤到上海，受命在闸北区着手整顿党的组织。不久，调任沪东区委书记，此间经组织批准，与沪东区从事妇女工作的程寄茹结婚。年底又调回闸北区任书记。

1928年，宁汉合流之后，中国革命斗争处于低潮。5月初，中共湖北省委遭到破坏，中央立即派刘平楷、余泽洪等3人组成临时省委，到武汉恢复党的组织。刘平楷于5月9日抵达九江，稍后即到武汉开展工作。7月初，省委扩大到7人，他仍任书记。到10月底，湖北各地党的组织日趋健全，全省党员发展到6000余人。此间，程寄茹在娘家生子刘颖后，于11月初赶到武汉协助刘平楷工作。11月6日，省委、军委机关工作人员在与外县同志接头时不幸被捕。当晚，军委机关遭到破坏。刘平楷及省委其他领导临危不乱，决定撤消特委，撤离工作人员，避免了党组织遭受更大损失。11月中旬，刘平楷、余泽洪等奉中共中央指示，撤回上海。年底，接受中央委派，以特派员身份与谢觉哉前往东北视察工作，程寄茹也随同前往。时值中共满洲省委遭到破坏，省委负责人除张任光1人幸免外，其余全部被捕。中央获悉后，即令刘平楷迅速着手恢复满洲临时省委。刘平楷、张任光在满洲召开党团联席会议，组成中共满洲临时省委，刘平楷任书记兼军委书记。 

次年2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成立新的满洲省委，书记王立功，刘平楷为常委。因王立功患病治疗，由刘平楷代理省委书记。他受任于危难之间，仍满怀信心，任劳任怨工作，到哈尔滨等地了解情况，着手恢复和健全辽阳等基层党组织，并于4月召开第一次全体执委会，重新制定满洲省委的工作方针，通过了《满洲党政治任务决议案》等重要文件。在新省委领导下，东北广大地区党的组织迅速得以恢复，党员队伍发展壮大。4月底，刘平楷被组织调回上海。

同年秋，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王德三派吴少默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并请求中央委派刘平楷回云南工作。经中央同意后，刘平楷、吴少默2人于10月中旬回滇。云南省委考虑他刚由外地到昆明，便于开展工作，安排在昆明市区领导各支部的工作。民国19年春，刘平楷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在王德三赴滇南工作期间，省委日常工作由他处理。为了筹集党的活动经费，他仍象北京求学时那样，以各种借口向家中要钱，并计划搜集云南社会经济方面的资料，写成专著奇上海出版。

4月底，国民党第三次对云南共产党人残酷捕杀。由于中共内部出了叛徒，供出省委机关和省委“闻铃”(刘平楷职务代号)，几天内，省委机关连遭破坏，先后被捕10多人。朱铨(刘平楷化名)于1927年5月5日也不幸被捕，被关押在昆明“模范监狱”。审讯中，刘平楷咬定自己就是朱铨。后因叛徒告密，他的真实身份和姓名被暴露。刘平楷身为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长，掌握着党内许多重要机密。敌人对他软硬兼施，但他守口如瓶，宁死不屈。刘平楷被捕后，中共党组织及刘平楷亲属曾积极组织营救，均未奏效。

7月，正值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发动陆良暴动，国民党顽固派惊恐万状，急速密令枪杀刘平楷。7月26日午后2时30分，以”赤化代表”、“勾结迤南匪党图谋不轨”等罪名，将刘平偕、张舫带到狱中一空地秘密杀害。

年仅28岁的刘平楷英勇就义后，在昆亲友刘百川、张尊五找到钟祥寓伙同苦力6人等把他安葬在昆明北门莲花池义冢内，墓前竖有石碑，钟祥寓在上面用毛笔写了“彝良刘平楷履端之墓”几个字。1931年2月，几位彝良旅昆同乡还曾去奠祭扫墓并合影留念。但后来，时光流逝，时事变迁，莲花池边的乱坟早已不复存在，烈士墓也被沧桑的尘埃掩没，不知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