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经历
李翺幼时在儒学上就很下功夫,博雅好古,创作的文章崇尚清峻慷慨的风格。贞元十四年(798年),考中进士科,授任校书郎。三次升迁做到京兆府司录参军。元和初年,担任国子博士、史馆修撰。十四年(819年),太常丞王泾上疏请求取消朔日望日在太庙献食的礼仪,皇帝下诏叫百官商议。议论的人依据《开元礼》,认为太庙每年只有礿、祠、蒸、尝、腊礼,共五次祭祀。天宝末年,唐玄宗命令掌管膳食的尚食局在每月朔日望日储好平常食物,又命令宫闱令到太庙去进献食物,以后这便成为常制。从此朔日望日皇帝便不临朝听政,和大型祭祠一样。
李翺性情刚烈,议论事情无所回避。宰相虽推重他的学识,但厌恶他的偏激直言,因而他也长时间得不到升迁。李翺认为史官记载史事不真实,上奏状说:“臣虽无才却在史馆执笔,其职责是记录皇帝的言行。劝善惩恶,正言直笔,记录本朝的功德,叙述忠贤之人的事业,记载奸臣的丑行,使其流传万世,这是史官的责任。一个人的事迹,若不是大善大恶,人们就不可能知道,都是向旁人询访,根据谥法成例作传。如今撰写行状的人,大多是死者的门生故吏,所以没有不虚加仁义礼智,表呈忠肃惠和的。这不只是居心不实,而且还有对自己的恩人乱加赞美的成分。而那些撰写行状的人,又不能和子游、子夏、司马迁、扬雄相比,他们华而不实,为文而弃其理。所以作的文章已失去《六经》的古风,而纪事业不像司马迁的如实记录。臣现在希望作行状的人,只记录事实,并如实记录功业。比如说《魏徵传》,只记录他的谏诤言辞,这就足够说明他的正直;《段秀实传》只记录他盗用司农的印鉴来追回叛兵,用象牙制的手板击打打朱泚,这就足够说明他的忠烈。如果掌管考核官吏的考功郎在查看行状时,对未按要求撰写的就不要接受,对合乎要求的由考功郎发送给太常寺,再通报史馆,然后议定谥号。请求把臣这个奏章发给主管考核官吏的部门备案。”皇帝听从他的建议。李翺不久暂时掌管职方员外郎事。十五年(820年)六月,被授任为考功员外郎,并且兼任史馆修撰。
李翺和李景俭关系友好。当初,李景俭被拜授为谏议大夫,李翺也被召入朝廷任礼部郎中。李翺自认为有文学才华,觉得应该担任知制诏一职,因长期不能如愿,所以闷闷不乐,于是在入中书省褐见宰相李逢吉时,当面列举了李逢吉的过失,虽然李逢吉没和他计较,但李翺自己心中感到不安,于是请求休假。休假时间已满一百天,有关部门按照先例停了他的官职,而李逢吉又上奏举荐他为庐州刺史。大和初年,被召入任谏议大夫,不久以本官知制诰。三年(829年)二月,又拜授中书舍人。
当初,谏议大夫柏耆在即将出使沧州并到军前宣谕时,李翺对此行也表示赞成。不久柏耆因擅自进入沧州而获罪,而李翺也因错误举荐而受到牵连,降任少府少鉴。不久又被外任为郑州刺史。五年(831年),出任桂州刺史、御史中丞,充任桂管都防御使。七年(833年),改任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八年,征入任刑部侍郎。九年(835年),转任户部侍郎。七月,又被授任为检校户部尚书、襄州刺史,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会昌年间,逝于方镇任上。李翺曾跟从韩愈创作文章,辞致浑厚,受到时人推崇,于是有司议论谥号应为“文”。
主要作品
李翺曾阐释韩愈关于“道”的观念,强调文以明道,主张反佛、“复性”,发挥《中庸》“天命之谓性”的思想,主张性善情恶说,认为孔子是“圣人之大者也”(《李文公集·帝王所尚问》),而成为圣人的根本途径是复性,即恢复善性。
复性的方法是“视听言行,循礼而动”,做到“忘嗜欲而归性命之道”,使自己的心身在“弗思弗虑”中达到“清明”、“至诚”的境界。李翺作《复性书》三篇,论述“性命之源”等问题,主张人们的言行都应以儒家的“中道”为标准,其思想为后来道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李翺著有《佛斋论》、《来南录》等,作有《赠药山高僧惟俨二首》、《感知己赋(并序)》、《幽怀赋(并序)》、《释怀赋(并序)》、《进士策问二道》、《百官行状奏》等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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