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生平
因其母为家中庶母,遂诞于古城山,草莽间,得名“石生”。范石生幼从父读书,稍长从伯父兼习中医。1903年中秀才,不久考入云南优级师范,在校期间受教师影响加入中国同盟会。
投身革命
民主革命时期,云南优级师范毕业后受聘任宁洱县(普洱)高等小学校长,后经世交李鸿祥介绍到新军蔡锷部任文书。
1909年考入云南讲武堂,参与学员中的秘密革命活动,与同学朱德、邓泰中、杨蓁等人志同道合,遂结为金兰之交。毕业后被分到新军19镇75标任见习排长,见习期满转为少尉排长。
1911年和朱德等参加蔡锷领导的云南“重九”起义,攻打云贵总督府,推翻清廷在云南的统治,成立云南省军政府。
1915年底组织护国军出师讨袁,作战勇敢,屡立战功,被提升为炮兵团团长。讨袁成功后,被委任为师参谋长。
1920年因与顾品珍发生矛盾,离职回昆明。不久被唐继尧复任命为少将参议,随邓泰中的第1纵队入川。
1921年随顾品珍回滇倒唐(继尧),孙中山命为北伐先遣司令之职,率部驻滇、黔、桂边界。
1922年随滇军总指挥杨希闵东下,与桂粤军配合收复广州,迎孙中山返穗指挥。升任直辖滇军第3师师长。
1923年升任第2军军长,授予陆军上将军衔。
大革命时期,1925年援桂受挫,驻军平马(今广西田东县)休整。
1926年所率滇军第2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6军作为北伐军总预备队。周恩来指示王德三,派共产党员余少杰等9人到16军任职并兼任党代表。他们在部队中宣传革命道理,事事以身作则,短期内改变了部队的面貌。
1927年蒋介石在各军中“清党”,遭到范的抵制。蒋介石遂在范部安插密探以监视范的举动。范对蒋介石的种种倒行逆施,曾愤慨地说:“中山先生制定的三大政策也不要了,还谈什么国民革命?真是挂羊头卖狗肉!”
南昌起义前,范石生任国民党第十六军军长,1927年由广西平马调防广东韶关和湖南汝城、资兴一带。十六军有四十六师、四十七师两个师。四十六师驻仁化城口,师长张浩;四十七师驻汝城,师长曾曰唯。蒋介石和范石生矛盾由来已久。蒋一向把滇军看作杂牌部队,范石生则看不起蒋介石。范任驻粤滇军第二军军长时,蒋还是粤军许崇智的参谋长。
1923年孙中山大元帅指挥东征,申讨叛逆陈炯明,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蒋即席要求发言,范当时以会场主席的身份,故意傲慢地问蒋介石:“你叫什么名字?”蒋答后,范又问:“你要讲什么?”蒋即席说了自己对作战的看法,想露一下头角。范不等蒋说完,就“嘘”了一声说:“算了吧,你说得轻巧,拾根灯草!”当场羞辱了蒋,使蒋十分尴尬……由于范石生不为蒋介石重视,西南的桂系军阀和湖南军阀何键都去挤范。
寄人篱下
范石生寄人篱下,孤立无援,但又急于想扩大实力,希望找到可靠盟友,借以捞取和蒋讨价还价的资本。所以南昌起义前,范的十六军同共产党保持着秘密联系,其军内共产党组织亦受到范的重视和保护,范也有同共产党联合进驻广东之意。例如1927年9月,汝城县委利用范石生同汝城清卫团长何其朗之间大鱼吃小鱼的矛盾,由农协干部朱良才、朱赤等向十六军政治部控告何其朗的罪恶。当时,范石生在西垣宗庙逮捕了何其朗,何的300多条枪被范部收缴了200多,并释放了被关押的革命同志,从而使汝城的革命活动又活跃起来。
南昌起义军南下由赣入粤,准备与张太雷、叶剑英等会师,发动广州暴动,推翻军阀统治,建立工农政权,范石生曾表示愿与起义军采取一致行动。起义部队南下时,周恩来就给朱德部写了组织介绍信,以备可能同范石生部发生联系时用。
起义军潮汕失利后,军心涣散,斗志衰退,朱德率部于10月下旬辗转到了江西安远县的天心圩,进行整训,通过天心圩、大庾、上堡三次整顿,“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但是,给养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大家穿的仍是南昌起义时发的单衣短裤,粮食薪饷更无着落,尤其是枪支弹药和被褥无法得到补充,医药根本没有。此时朱德想到了范石生。
支援革命
1927年8月,范石生奉命在湖南郴州待命。得知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就在附近活动的消息,立即派在十六军工作的共产党员韦伯萃到上堡同朱德联系,并带去双方合作的亲笔信。经协商后,起义部队暂用16军47师140团番号,朱德化名王楷,并在范部任职。给起义部队补充弹药、冬装、棉被等各种装备,并给官兵拨发两个月的薪饷。合作期间,起义部队以范部的名义进行革命活动。在朱德的帮助启发下,思想有了极大的转变。朱、范合作的事被告密,蒋介石下令要范将朱德部队解除武装,将朱德解京正法。范则把这一消息告知朱德,让朱德从容率部离去,并赠朱德部队几万元现洋作为路费。朱德离开16军后,即称病往广州休养。1929年初第16军被缩编为第8路军第5师,继后又改编为51师,任师长兼襄樊*备司令。年底51师调驻襄阳,贺龙、周逸群率领的红军在建立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后继向川、鄂交界地区发展,蒋介石令范前去围剿,范令152旅派队尾随,并不与红军接触,以应付蒋命。1932年提请辞职,1934年获准寓居庐山。
遇刺身亡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七·七”事变后回云南,在昆明以行医为业,不再过问政事。1939年3月在出诊途中被人行刺于昆明街头,终年52岁。
有关刺杀范石生的凶手究竟为何人,目前有两种最普遍的说法。第一种为国民党提供,刺杀范将军的凶手杨维骞、杨维骧是范石生朋友杨蓁之子,作案后他们说是“子报父仇”。
第二种说法为朱德、周恩来的回忆和叙述。范石生曾经两次羞辱蒋介石,范部长期有共产党人员潜伏,也知道范援助了朱德部队,但因范将军与国民党内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黄绍竑、李品仙、何健、朱培德、李济琛、陈济棠等友善,不敢随便杀范将军,就以范剿共不力,降其军职,从上将军长降到少将师长而羞之,最后将他的部队解散。范石生脱离国民党军队,孤身回乡。1939年范将军在昆明被害,是蒋介石的阴谋。
杨维骞兄弟一直否认现场还有第三个凶手,以此证明自己是子报父仇。其实,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即使有第三个人,也可以说是子报父仇,为了报仇请人帮忙。因此,范石生此案是一场明显的政治谋杀案。
直接杀人凶手杨维骞称,当时只有他一人开枪,但现场的车夫供词称看见两个人开枪;旧《云南日报》说杨维骞开了三枪,检察厅验尸后说是四伤,但是装殓尸体的两个工人证明范身上共有十二伤。杀人者应当偿命,况且被杀者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杀人凶手更应是死罪。依照当时云南当地法庭的宣判书,宣判书并没有说此案的性质是子报父仇,也就是说,没有说明轻判的理由,只处杨维骞有期徒刑九年零五个月,杨维骧有期徒刑一年十一个月,还缓刑三年。
杨维骞被关了五年,国民党政府就以子报父仇为名将他特赦释放。这说明蒋介石政府对他的袒护包庇,串通一气。杨维骞并没有向国民政府、法庭以及报界提供范石生杀他父亲的证据。有人说他只坐了十个月的牢,后来就一直在家。
杨维骞被释放后,随即到国民党的国防部工作,那些地方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进去的。实际上,刺杀范石生时,杨维骞是国民党中央军校的学生,此前他还上过国民党政治大学。由他出面行刺,也能说明这起谋杀案的政治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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