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

人物简介

1925年（16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17岁）年毕业于永新女子学校。

1927年（18岁）年在参加组织永新农民武装暴动后，随其哥哥贺敏学上井冈山，在袁文才、王佐的山寨躲避国民党追捕。

1928年（19岁）在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前委机关做机要和宣传工作，毛泽东上井冈山后，被袁文才派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同年与毛泽东结婚，任中共湘赣边特委机关秘书、毛泽东的秘书。

1929年1月（20岁）随同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任机要科科长。

1931年（22岁）担任中央苏区政府机要科科长。

1935年参加红军长征。在长征路上，为掩护伤员，头、背、肺部被炸入弹片，终生没有取出。1950年被定为三级甲等残疾，但终生没有领取残疾军人抚恤金。

1937年（28岁）年冬去苏联治病，但经苏联医生证实，弹片已无法取出。后入东方大学学习毕业后，留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东方部工作，因女儿病重和儿童院领导发生争执，由时任第三国际东方部长的王明指使，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拘押。

1947年（38岁）经王稼祥和罗荣桓向第三国际交涉，被放回国。但毛泽东已和江青结婚。贺子珍留在东北任东北财经委员会党支部书记。

1948年（39岁）回国，曾在沈阳财政厅任处长。在哈尔滨参加全国劳动大会。

1949年（40岁）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浙江省妇联主席，10月调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

1959年夏，贺子珍与毛泽东在庐山最后一次相见。

1979年6月（70岁）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二次会议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身体不好，一直在上海医治的贺子珍与世长辞，享年75岁。后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主要经历

井冈之恋

秋收起义失败以后，毛泽东放弃攻打长沙，带兵走上了井冈山，由此引出了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井冈之恋”。当贺子珍等人在指挥永新暴动的时候，毛泽东正在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

塘边村遇险后，贺子珍与毛泽东的感情迅速升华。毛泽东温存地对贺子珍说：“你是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就这样，“湖南佬”和“江西妹”他们俩终于结合在一起了。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只是热心的“红色土匪”袁文才做了几个好菜，大家热闹一下，就算喝了喜酒。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率红军成功地四渡赤水，又挥师南渡乌江，威逼贵阳，日夜兼程，很快来到滇黔交界的盘县境内，将进入云南省境。只要北渡金沙，红军就可以突破敌军的重重包围、扭转被动局面了。就在这时，一场意想不到的灾祸降临到他的妻子贺子珍头上。

1935年4月23日，红军总卫生部休养连来到盘县一个普通的小山村。中午时分，天空响起了嗡嗡的飞机声，*卫员吴吉清急忙让贺子珍隐蔽，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组织伤员隐蔽。

正在此时，已经隐蔽起来的贺子珍发现钟赤兵正暴露在敌机的威胁之下。她奋不顾身地跳出小沟，朝着担架冲去，用毛巾利索地包扎好伤员的伤口，并扶他在担架上躺好，向隐蔽处拖去。然而，就在快要靠近隐蔽处的时候，敌机又一次俯冲下来，机枪猛射，并扔下了炸弹。在这危急关头，贺子珍毫不犹豫地扑在了钟赤兵的身上。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过后，贺子珍感到浑身剧烈的疼痛，她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飞来的弹片。钟赤兵没有再受伤，而贺子珍却伤痕累累地倒在了血泊中昏迷不醒。炸弹碎片嵌入了她的头部和背部，殷红的鲜血不断地流着，染红了土地。

*卫员吴吉清迅速跑了过去，颤抖着双手，弓身背起贺子珍，奔向担架，接着骑马去总卫生部请来李芝医生。李芝先为贺子珍打了一支止血针，然后做了全身检查，发现在她的头部、上身、四肢共有17块大小不一、深浅不同的弹片。当时缺乏麻醉药，医生和战友狠了狠心，咬着牙，几个人按住她，用夹子把身体浅表的弹片一块块地取了出来，而深入体内的弹片却难以取出，成为战争留给她的一份永久的纪念。贺子珍疼得浑身大汗淋漓，眼里噙满了泪花，却坚持着一声不吭。

经过几天的抢救，贺子珍才从昏迷中醒来。而她醒过来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询问钟赤兵的情况。然后，又嘱咐大家，千万不要把她受伤的消息告诉毛泽东，以免他牵挂。

毛泽东听说贺子珍为了掩护战友而自己身负重伤，便立即把自己的担架和*卫员派给了她。贺子珍不同意，一再说不要因为自己而影响大家行军，主动向组织提出把自己寄放在老百姓家中。可是大家哪里肯丢下她呢，大家轮流抬着她前进，山坡高，担架上不去，同志们就背着她爬过去。后来等伤势稍好一点，她就再也不肯让大家抬了，坚持自己走，最终以顽强的毅力走完了艰苦的漫漫征程。

婚姻生活

从大革命年代的“井冈之恋”，到成为红色根据地的“模范夫妇”，贺子珍和毛泽东二人在政治风雨中荣辱与共，在长征路上艰苦相依，却没想到会突然发生婚变，贺子珍在延安窑洞“神秘失踪”。从此，一对患难中的革命夫妻由于性格上的原因彼此分离。

毛泽东撤离了瓦窑堡来到保安后没几天，贺子珍就分娩了，她生了个女孩。在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队伍里，有贺子珍、邓颖超、康克清、蔡畅等等32位女性。她们从江西瑞金出发，一路摸爬滚打、风餐露宿。她们有男儿一样钢铁般的意志，也有共产党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共同走过漫长的长征路的女战友们知道贺子珍快要生产了，都来看望。她们刚走到窑洞门口，就问笑眯眯的毛泽东：“生了没有？”“生了，生了，生了个大鸡蛋。”毛泽东一副高兴的表情回答说。

战友们走进窑洞，看到贺子珍身边放着一个又瘦又小的婴儿。邓颖超对孩子有一种特殊的怜爱之情，她轻轻地把婴儿抱起来，仔细地端详着，说：“真是个小娇。”娇娇的名字就这样叫开了。1947年娇娇从苏联回国，毛泽东给她取了个学名：李敏。姓李，是因为毛泽东当时用李得胜的化名，单名敏，是取自《论语》中的一句话：“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从长征时期，贺子珍就担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并照顾主席的起居生活。1937年在延安，她和毛主席住着一幢一溜三孔相通的砖窑，这种一明两暗的住室布局，有卧室和会客室，毛主席也有办公的地方。贺子珍这人性子很急，她说话快，走路也快，那个刚直、爽快劲，在女同志中是很少有的。她常跟毛主席吵架，有时吵得很凶，她生气时也常把负责*卫的同志找去诉说不平，为她评理。

有一天，贺子珍和毛主席又吵起来了，主席很生气地指着她说：“我们不能再吵了……这三间窑洞，咱个人住个人的，你走你那边，我走我这边，谁也不见谁，这样总可以不吵了吧！”又说，你嫌这里不好，你想学习，可以到红大（即抗大前身），也可到公大（即陕北公学），也可到苏联去……

陶铸夫人曾志的回忆录，内中有一段曾志与毛泽东的对话，可印证史沫特莱和斯诺所叙述的故事。当曾志在延安问毛泽东为什么贺子珍要离开他时，毛说：“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

苏联养病

1937年，贺子珍同毛泽东怄气，伤病体弱的她到西安养病，又辗转随共产国际的代表从新疆去了苏联，没有理会毛泽东的召唤和中央的指示……母女俩和杨开慧所生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真情相处，享受着异国的一份亲情欢乐。然而，不幸的遭遇却一桩接一桩地降临到她的头上。1938年，贺子珍在莫斯科生的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那个男孩，只有俄文名字廖瓦，在十个月时染上肺炎夭折。

当贺子珍悲痛欲绝地告诉岸英岸青哥俩时，他们也禁不住泪如泉涌，同时抱着贺子珍劝道：贺妈妈，您别难过了，您要保重身体！小弟弟不在了，还有我们呐！我们也是您的儿子呀！贺妈妈，贺妈妈…… 这时，本来还是痛哭失声的贺子珍突然一把搂住岸英、岸青。“妈妈、妈妈”，“儿呀，儿呀”，三人哭作一团。几年来，这还是哥俩第一次向贺子珍喊出“妈妈”，这样的亲情悲情，怎不让人潸然泪下！

关入疯人院

正在贺子珍为女儿的寒冷愁肠百结的时候，新的麻烦又来了。

一天，国际儿童院的院长来了，找贺子珍谈话。

他是国际儿童院的绝对权威，整天板着脸，走路腆着肚子，俨然一副大官大员的派头，一年难见他有一个笑容，说话就是千篇一律的命令口气。他一见贺子珍，没有寒暄，也没问娇娇的病况，就说道：

“娇娇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回到集体中生活了。”

贺子珍一听急了，连忙解释说：

“不，娇娇的病还没有完全好，现在还不能回到儿童院去。”

“不行，你应该马上去干活，你的毛线活好久没交了。”院长冷冷地说。

“院长，我要照顾女儿，有些活暂时没法去做。”

院长听了贺子珍的话后，轻蔑地说：

“你不劳动，不干活，难道让我们来养活你们这些懒家伙吗？”

贺子珍一听，立即反驳说：

“我从来不偷懒，没少干事情。我的口粮都是自己用劳动挣来的，没有白吃饭。”

这时，为证明自己的话是对的，她向院长伸出她那双粗糙皲裂的手。

这时，院长无话可说，反过来质问她：“谁给你权利带走孩子？”

“一个母亲的权利！你们太残忍了！”贺子珍据理力争。

“你是想呆在家里带孩子，不干活！你这个懒虫……当心我把你送到疯人院……”院长气势汹汹地威胁。

“你胡说，我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贺子珍理直气壮地大声回答他，“我从来没懒过！”

“你这个女人，你有什么权利烤火，你算个什么人？”

在这位院长看来，贺子珍再也不是苏共兄弟党的领袖的夫人，而是一个被遗弃的女人！贺子珍的反抗更让他怒不可遏，歇斯底里了。

贺子珍十四五岁参加革命，是枪林弹雨、雪山草地走过来的红军战士，严守着人的尊严和不畏强权的秉性。她完全读出了话里的潜台词，但她怎么会向强权屈服？立即回答他：“我们有生存的权利。室内零下40多度，生重病的孩子怎么受得了！我是什么人？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金子做的！”

贺子珍的回答更是惹恼了暴怒的院长。

他是国际儿童院绝对的权威，从来没有受到过别人，尤其是中国人的这种批评及冷嘲！他也不是省油的灯，马上用俄语叽哩咕噜说了一大堆的话，越说火气越大。他到底都说了些什么，贺子珍没有完全听懂，但最后两句话听懂了：

“你是不是发疯了，当心我把你送进疯人院。”

贺子珍听了她的话，自尊心受到了刺激，她的血顿时涌到了头上，苍白的脸一下变得通红。她再也控制不了自己了，这些日子来所受的委屈，所积累的不满，一下子爆发了。她的声音颤抖着，同他吵了起来。她逼视着院长，要他回答：“我怎么疯了？你有什么权利，凭什么把我关进疯人院？”

院长无话可说，只是恶狠狠地盯着贺子珍：“走着瞧吧！”说完，就撒手气呼呼地走了。

虽然双方说了一些难听的话，但是，事情过去了，贺子珍生了几天闷气，也就把它丢下了。

然而，她却万万没有想到，这场争吵竟然导致了最严重的后果！

一天，贺子珍正在拼命赶织毛衣，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她来到门口一听，来人边敲门边小声叫她的名字：“子珍，子珍，是我！”

贺子珍听出来人是一位与她要好的中国女人。这个女人之所以要留下来，也是因为她遇到了个人的感情问题，因此，同贺子珍一样，不愿意回国去，并且最后也随同国际儿童院迁到伊万诺夫城来。平时她跟贺子珍常有来往，而且关系相当好，应该说，她是贺子珍在苏联时最好的朋友。

当贺子珍听出是好朋友的声音时，她很高兴，一边开门一边嗔怪地说：“是你啊！这么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呀？”

然而，当她把门一拉开，那个叫门的女子一闪身竟然躲了出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群穿白大褂的彪形大汉。他们冲了进来，见到贺子珍，一句话不说，就抓住她的手臂往外拖。

贺子珍被这一幕惊呆了，她出于自我防卫，本能地挣扎着往屋里逃，嘴里一面说：

“你们是干什么的，凭什么来抓人？”

“精神病院的，让你去住院。”其中的一个大声说道。

贺子珍一听这话，大吃一惊，她马上想起前次与她争吵的国际儿童院院长的话！

她拼命地反抗，大声说：“我不是疯子！我不是疯子！”

“疯子会说自己是疯子吗？”穿白大褂的人呵呵大笑，野蛮地拖着贺子珍往外走。

“我不是疯子！你们为什么要把一个正常人送到精神病院？我的女儿病还没好，我不能离开生病的女儿啊！”

贺子珍边说边想走到女儿的身边，把女儿抱在怀里，不让任何人把自己同女儿分开，但是，大汉们拽着她往外拖。她先是一把抓住了床把，想借助床的力量，留在屋里。但是，瘦弱的贺子珍怎么敌得过几条大汉。

她的手被粗暴地掰开。她硬是被拖出了房门，塞进了汽车。

遭遇婚变

贺子珍正沉浸在相继失去了五个儿女的哀痛中，一个更让她痛苦的消息传来，毛泽东同江青结婚了。这个消息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失去了儿子，失去了丈夫，还有比这更大的打击吗？她为自己的行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为此饮恨终生！

得知婚变的情况非常偶然：1939年的一天晚上，八部的学员们在俱乐部大厅听翻译读塔斯社记者在延安采访毛主席的报道：“夜深了，我们告辞，毛泽东和她的妻子送出来，在月光照耀的山坡上，我们边走边谈……”全场包括贺子珍在内，都没有料到，大家久久沉默着，贺也不作声。她非常镇定，直到读完报，大家散去，她也没有眼泪和悲诉。一段时间后，她才向其他红军中的女同志略略说了一些她的家庭生活——贺子珍就是这样默默咽下了苦水，去忍辱负重，保持自己苦涩的尊严。

后来，到苏联来的周恩来同志给她带来了一箱书、一封信。1940年初冬，毛泽东送女儿娇娇（李敏）去苏联看望母亲，同去苏联的孩子还有朱德的女儿朱敏以及罗亦农和王一飞烈士的儿子罗西北、王继飞。

1948年深秋，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沈阳。困苏十年贺子珍带着岸青、娇娇回归故国迁到了沈阳。在这里，贺子珍与分别了十三年之久到东北来疗养的妹妹贺怡重逢了。

庐山重逢

1959年夏，贺子珍应邀到庐山休养，殊不知是毛泽东要接见她。

夜色中，杨尚奎之妻水静陪同贺子珍来到“美庐”别墅。

当水静将贺子珍领进客厅时，贺子珍抬头一看，不觉一惊，里面坐着的那个人竟是毛泽东！毛泽东见她来了，站起身，微笑着同她打招呼，请她坐下，然后很客气地对水静说：“谢谢你。你可以走了！”卫士倒了两杯茶，一杯放在贺子珍面前，一杯放在毛泽东面前。毛泽东对卫士说：“这里没你的事了，你也走吧。”

屋子里于是只有毛泽东和贺子珍，他们就隔着一张茶几，在两把藤椅上坐下来。

贺子珍做梦也没想到在这个时刻能够见到毛泽东。她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痛哭失声，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毛泽东见状，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光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他问贺子珍：“你这几年生活得怎样？身体都好吧？”

贺子珍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她仔仔细细地打量着毛泽东，说：“我好多了，你的身体倒大不如前了。”

毛泽东说：“66岁啦，老了！忙呀，比过去打仗还忙！”

接着，毛泽东问起贺子珍在苏联的情况。贺子珍讲了一些。毛泽东听后，轻轻地叹了口气，说：“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你到了兰州，我打电报给谢觉哉同志，请他劝你回头，可你就是不回头。”

毛泽东说这句话的时候，神情凄然。贺子珍眼睛里充满着惆怅和柔情，眼泪禁不住又流了下来。她哽咽地说：“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两个人沉默了好久。

贺子珍忽然提醒毛泽东：“当心有人害你，当心王明这样的人害你。”

毛泽东听了觉得好笑，点点头道：“我会注意的，你放心。”接着他告诉贺子珍：“娇娇（李敏，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有对象了，你见过没有？同意不同意？”

“我见过了。我满意。他们结婚，你同意，我也同意。”贺子珍回答道。

毛泽东告诉她，等这次会议结束，回北京就为他们举办婚礼。

他们在一起谈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站起来说：“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

水静坐在“美庐”值班室等候贺子珍。

“铃、铃、铃……”清脆的铃声，一直处于紧绷状态的水静霍地站了起来，她知道，这是毛泽东在召唤卫士小封。

过了一会儿，小封把贺子珍扶进了值班室。待她坐下后，小封对水静说：“主席请你去一下！”当水静走进毛泽东客厅时，只见他手里夹着烟，脸色很不好。

“不行了，脑子坏了，说说就乱了，答非所问。”毛泽东像是对水静，又像是自言自语。

水静盯着毛泽东苍白的脸，不知说什么好。

“她很激动，你要注意她的情绪，”毛泽东夹着烟的手朝水静点了一下，“明天你就送她下山，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现在她已经知道我在山上。她出去会乱跑的，碰到熟人，很不好。井冈山时期、延安时期的熟人很多呀，有些就住在你们附近。”

水静感到毛泽东考虑问题真周到。她当然知道，在离此不远的河南路，就住着不少参加会议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这些领导人很少有不认得贺子珍的。她于是说：“主席，请放心，我保证不会离开她半步。”

“还有一件事，最好回去就办，”毛泽东加重语气说，“她抢走了我三瓶安眠药，说是毒药，她说她就不吃药，也不准我吃药。你要想办法从她手里把药拿过来。那药很厉害，吃多了会出事的。”

“好，我会办妥的。”水静心事沉重地回答毛泽东。

由于贺子珍听毛泽东亲口对她说，第二天还要见她，所以信以为真，翌日起床后便在自己房间里等待着，直到水静和朱旦华领来一个工作人员。进屋后，这位工作人员就很有礼貌地对贺子珍说：“毛主席有事已经下山，请你也马上下山！”

贺子珍听说毛泽东已下山，也就随着水静、朱旦华上车回了南昌。

22年阔别，22年等待，只盼得一个多小时的晤面。谁知，庐山这次匆匆一别，竟成了他们的永诀。

弥留手语

1976年9月，毛泽东弥留之际，李敏赶到父亲身边。这时毛泽东已不能讲话，他向李敏作了一个圆圈的手势。李敏揣摩了很长时间，猜想可能是桂圆的意思，桂圆是贺子珍的小名。毛泽东逝世时，贺子珍未能去北京。

北京之行

等待30年的北京之行。贺子珍秘密参观毛主席纪念堂被安排在1979年的9月8日，毛主席逝世三周年的前一天。对贺子珍来说，这次的北京之行，她足足等待了30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她想来北京，未能如愿；1966年，她想来北京，依然未能如愿；这一次，她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愿望。

贺子珍的北京之行是非常不易的。1977年，毛主席纪念堂建成，9月9日对外开放。1978年，中央开始安排各地老红军、老干部专程到北京瞻仰毛主席的遗容，而贺子珍则在上海足足等候了一年多。1979年9月3日，在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的多方奔走之下，中央派专机将贺子珍接到了北京。一到北京，她就急迫地要求前往纪念堂，经过周密准备，这次瞻仰被安排在了9月8日。

过去的战争岁月给贺子珍留下了一身的病痛，已经70岁高龄的她因两年前的一次中风只能坐在轮椅上，口齿表达也不太清楚。但银白的短发整齐地梳在脑后，仍然明亮的眼睛，雪白的衣领、蓝灰色外套，干净朴素的装扮，处处透出当年“永新一枝花”的风采。在毛泽东坐像旁边，贺子珍凝重地坐在轮椅上，目光望着前方的天安门。她想到了什么？是42年前的延安之别，还是20年前的庐山匆匆一会？抑或是女儿李敏告诉她的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毛泽东的情形：毛泽东发现女儿站在面前，但已无法用言语表达自己的想法，就用左手食指和拇指做了一个圈给女儿看。这个圈，是否就是指要照顾好贺子珍呢？因为贺子珍的乳名叫“桂圆”。

离开毛主席纪念堂之际，在李敏也进入车里刚刚坐下那一刻，贺子珍忽然转过头，望着纪念堂，微微发红的眼眶里含着泪水，嘴唇颤动着，似乎想倾诉什么；女儿李敏也不约而同地侧头望去，脸上泪水纵横。吕相友及时按动了手中的快门，虽然在拍摄那一刻，他也同样被泪水模糊了眼睛。照片上，贺子珍和李敏的眼神都落在同一个方向：那是毛主席安息的地方。

这是一次没有哭声但充满了泪水的拍摄经历。每当吕相友想起贺子珍含泪的眼睛，始终克制着自己不发出哭声的表情，他就总是落下泪来。

这是一次秘密的瞻仰。《伟人安息的地方——毛主席纪念堂纪实》一书的附录“毛主席纪念堂大事记”里详细记录了自1977年到1992年来纪念堂参观的重要人物，但贺子珍的这次行程并未收入其中，吕相友拍摄的照片就成了贺子珍这次行程的唯一记录。

在这次拍摄之前，吕相友本想请贺子珍谈谈来到纪念堂的感受，但当他见到贺子珍时，就知道由于疾病的影响这个愿望是不可能实现了。但全程拍摄的吕相友又分明并不觉得遗憾，因为在与贺子珍相处的短短时间中，她的眼神、表情，早已将他想知道的问题全部解答。

弥留之际

1984年4月15日，孔令华接到中办的电话：贺子珍病重，已经准备好去上海的飞机票，请李敏全家马上到上海去。

李敏听到这消息，知道母亲的病情已是十分严重了，马上对丈夫说：“母亲病重了，我们马上去上海！”

孔令华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这时接他们去机场的汽车已经来了。孔令华搀扶着李敏上了汽车。

李敏早几年就患了心脏病和淋巴结肿大，此时也正在病中，听到妈妈病重的消息更是紧张，上了飞机，心仍咚咚咚地跳着，脸色苍白，她为了减轻心中的痛苦，用手捂住胸口，竭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孔令华马上给她服了治心脏病的药，安慰她不要过于担心，女儿东梅懂事地说：“我姥姥会好起来的。”

飞机到达上海后，一部小汽车已经等候在机场，他们被直接送到了华东医院。

李敏来不及听医生介绍母亲的病情，直奔病床前。这时，贺子珍呼吸急促，两颊通红，消瘦憔悴，非常虚弱，眼睛微微闭着。

李敏俯下身子，刚想叫声“妈妈”时，贺子珍睁开了眼睛。当她看到女儿和孩子们都来了时，脸上的肌肉动了一下，似乎在微笑。她的嘴唇动了一下，似乎在说：“你们来了。”

李敏俯身靠近母亲，轻轻地说：“妈妈，你好吗？我们看您来了。”

贺子珍好像听到了女儿的声音，她看着女儿深深地点了点头。她嘴唇动了几下，还用眼睛示意：站在李敏身旁的医生，就是为她看病的医生。贺子珍自从偏瘫后，说话就不太清楚，正在高烧中，没有力气，说话更轻。李敏听不清楚妈妈说什么，但她明白她的意思，这是母亲在向她介绍给自己治病的医生，告诉她：自己生病住院了，医生们在照顾。李敏向医生说了声“谢谢”后，问母亲：

“妈妈，您哪里不舒服？”

“我肚子痛。”贺子珍的神智非常清楚，只是衰弱得很。

这时，贺敏学一家也从福建赶到了。他们接到居住在上海的女儿贺小平打来的电话，知道贺子珍病重，怕有什么不测，也马上赶来。贺敏学一来，听说贺子珍高烧不退，立即建议服用安宫牛黄丸，这是危重病人退烧的良药。贺子珍服了药后，体温降下来了，并沉沉地睡着了。李敏这才放下心来，离开病房让母亲休息。

在以后两天，贺敏学一家和李敏一家天天去看望贺子珍。

贺子珍退烧后，神智清楚了，她看着身边的亲人说：“你们是不是怕我不行了，都来了。”她还让护士给外孙女儿东梅弄点好吃的。大家一颗心放了下来，以为病情好转了，谁知这是回光返照。18日晚上，贺子珍的病情突然加重，体温两次升高，人又陷入昏迷的状态。医生们进行紧急抢救，李敏、孔令华等人通宵守候在外间。到19日下午，贺子珍的心脏跳动越来越微弱，心电图再也没有显示了。

人物评价

贺子珍同志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

贺子珍，这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这位最早上井冈山的女共产党员终于走完了她坎坷不平的人生之路，含着微笑离开了人世。她的一生中有慷慨激昂、英勇悲壮的战斗岁月，有遭受磨难与不幸的艰难时光，更多的是心里流着血、眼里流着泪的沉默的悲苦日子。但是，人们不会忘记她，因为她为中国革命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她——一位平凡的女性，为中国革命几乎流尽了身上最后一滴血……是她，伴随毛泽东一起度过了中国革命历史上最艰难的阶段，也是她，在革命胜利之后，为了大局默默忍受个人的悲苦，过着孤寂的生活。然而，中国革命的历史丰碑上却镌刻着一个不朽的名字：她就是——贺子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