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的人马》是由现代美国作家罗伯特·佩恩·沃伦所写的长篇小说,是他的代表作,曾获普利策文学奖。
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休伊·斯的生平为基础,尽管作者声称无意创作政治小说,但是因其对美国社会种种不公正现象的无情揭露,对美国腐败政治的有力抨击,《国王的人马》仍然成为一部寓意深远的政治小说和能够准确反映当时美国现实的社会小说。
内容简介
作品描写主人公威利·斯塔克,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农家子弟,依靠自己的勤奋努力,怀着改革政治,造福于民的美好愿望,一步步走上州长的位子。但此后却大搞独裁政治,拉帮结派,党同伐异,在贪污腐败的泥坑里越陷越深,最后遭到一个医生莫名其妙的枪杀,杰克对尘俗世事完全淡漠了。但他又觉得“历史是盲目的,人却不是盲目的”如果不承受过去留下的重担,也就不可能创造未来。于是他与安妮结合,开始了新的生活。?
创作背景
《国王的人马》是以30年代美国路易安那州州长休伊·朗的生平为基础的。郎本是默默无闻农家子弟,从未上过大学。但他通过刻苦自学,8个月修完了大学法学院两年的课程,通过考试,21岁便当上了律师。3年后,郎进入政界,担任铁路专员。1924年,休伊·朗竞选州长,但因对三K党的态度不明而落选。四年以后,朗重整旗鼓,终于因争取到农民的支持而以微弱的多数当选州长。朗执政后,一面大修土木,另一方面,他拉帮结派,排斥异己,安插亲信,大搞独裁政治。朗采取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高压政策,甚至还办了一份报纸,诋毁攻击反对派,为自己更功颂德,大造舆论。朗用强权政治巩固了在路易安娜的绝对统治之后,便向华盛顿进军,于1923年当上了美国国会参议院。然而1935年正当朗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时候,被一位医生莫名其妙的枪杀了。1937年沃伦去路易安娜州立大学任教,听说了有关休伊·郎的故事,深为触动,以此素材于1939年写成诗剧《伤疤》。但他并不满意,从1943年开始不断修改这部诗剧,最终拓展成小说《国王的人马》。
《国王的人马》这个标题点明了主题思想,他因此在英美广泛流传的一首儿童歌谣,亨普蒂·邓普蒂是个拟人化的鸡蛋,歌词是:
“亨普蒂·邓普蒂坐在墙上头,
亨普蒂·邓普蒂摔了个大跟头。
国王所有的马,国王所有的人,
都不能够把它重新来拼凑。”
沃伦借用童谣表明,威利狂妄自大,否认人的局限性,自以为是人民的救世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因此受到上帝的惩罚。他进入政界长大权时坐上了墙头,但他权力腐败,反而摔了个大跟头。
人物介绍
杰克
在杰克讲故事的过程中我们明显感到美国南方文化传统与现代思想的碰撞,体现最明显的一件事就是杰克可不可以当斯塔克的秘书。鉴于杰克很早以前就认识斯塔克,并且还做过新闻记者,所以当斯塔克当选上州长后,感觉杰克对他会有很大的帮助,就想邀请他做秘书助理。而当杰克回到他往昔生活的伯登码头后,他所有的亲戚和朋友都对他的这份工作感到不可思议。“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都 是 那 些 人——你 干 的 工作——你为什么不成个家——找个像样的工作——”他们这些人感觉自己都是南方贵族的后裔,都有优良的血统,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无比的优越性,根本就瞧不起斯塔克,因为他没有贵族血统,没有显赫的出身,他的祖祖辈辈也并不是穿长筒靴的绅士。杰克刚开始为他工作的时候,对他也有些不屑和鄙夷,但后来渐渐被他的人格力量所吸引,对其评价逐渐改变。生活在伯登码头的这些人都深受南方传统思想的影响,他们的心中弥漫着神话般的过去,无法忘却过去的好时光,他们就像福克纳笔下的昆丁和艾米丽小姐,深陷在南方美好的过去,不理解现在,同时又看不到未来。
威利·斯塔克
威利是一个充满活跃的实干家,上台以后确实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些改革,也作出了一番事业。可惜,他的成就往往是通过肮脏的政治交易获得的。威利并不是纯粹的实利主义者,他也不像泰尼·达非等谋私利、饱私囊的政客上台以前说尽好话,上台以后便把选民的利益抛到九霄云外,以贪赃枉法、营私舞弊为唯一目的。威利有责任感,心灵深处还是个理想主义者,一心改革世界,挽救人民免于苦难。因此,它能满足人们的各种要求。私人秘书杰克在他身上找到自己所欠缺的目标、方向、权威和意志力。医院院长亚当发现威利可以实现自己为之献身的理想主义的真善美。老百姓更认为威利是正义的化身,人民的救星。威力的悲剧在于过于自负,相信恶一定能创造善,结果干了很多坏事。他还有一个自私自利的动机:追求绝对的权力,树立绝对的权威,报复曾经愚弄过他的政界。威利是个悲剧人物还因为他内心深处有一种犯罪感。为了能弥补罪孽,他决心修建一所能造福子孙后代,不为腐败政治所玷污的医院。但是威利在政治的泥潭里陷得太深,无法自拔。泰尼·达非听说威利要撕毁承包合同,眼看到手的肥肉就要失去,便借刀杀人,挑拨他和院长亚当的关系。结果亚当听信谗言,以为自己当上院长,是由于妹妹安妮是威利的情人的缘故。亚当一怒之下开枪行刺,结果和威利同归于尽。
欧文法官
小说里具有南方神话中骑士般形象的人物就是欧文法官。在杰克的心目中法官是一个特别英勇、正直廉洁和有荣誉感的人,是标准的南方绅士。小时的杰克总是以仰慕的眼光看着他,因为他在战争中曾经立过战功,哪怕面对歹徒用枪指着他,他也敢大步向前,把这个歹徒吓跑。他就是在南方神话中人们所塑造的忠诚的守卫家园的战士形象,深得人们的敬重。哪怕当他出任法官期间,他也是勤政廉洁,深得人们的尊重和爱戴。除此之外,杰克对法官还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就是在他童年缺少父爱的时候,欧文法官总是扮演着父亲的角色,带他一起制弓弩之类的玩具,给他读书讲故事,杰克感觉到有了法官在,外面再大的风雨他也不怕,可以说法官部分填补了他幼小心灵所受的被父亲遗弃的伤害,也让他感到有了心灵的依靠。可是有一件小事让杰克不安,就是当杰克去法官家做客时,法官故意把他们多年前做的石弩拿出来演示它的冲力还很大虽然年代已久,可是杰克观察后发现上面的绳索并不是当年装上去的的那两根,欧文法官已经把它换过了,所以杰克感到伤心、困窘,甚至有点上当受骗的感觉。法官对客人小小的欺骗暗示着他在以前的生活中可能存在着更大的欺骗,杰克的失望也预示着将会遭受更大的失望。当 威利·斯塔克为了获得法官的支持,试图恐吓法官时,杰克绝不相信法官是一个轻易被吓住的人。用他的话说“要是他害怕了,那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失望 ”。杰克奉命调查法官的历史时,怎么也不会相信法官是有污点的人,调查也不是为了找到他的污点,而是证明他的清白。然而调查的结果让杰克大为震惊,法官年轻时确实接受过贿赂,利用职权出卖本州人们的利益给一电力公司而谋个人的私利。该电力公司让他买股票挣了钱,而且还给他提供会计的职位,迫使原来的会计辞职,揭发无用,该人走上绝路,最终自杀身亡。这个发现摧毁了杰克心中的偶像 形象,使他不得不放弃对南方贵族传统的盲目信从,伯登埠头所代表的南方传统已不适应现实的社会,杰克也不得不接受威利·斯塔克的人是罪恶的结晶,都干过坏事的论点。
亚当·斯坦顿
另一位具有南方绅士形象的人物就是亚当·斯坦顿。作为杰克的童年伙伴,亚当是一名医术精湛的外科医生,一心只想着治病救人,对当前的政治根本不感兴趣甚至厌恶威利领导的政府。在他看来应该由那些祖祖辈辈都穿着高筒靴的高尚绅士来统治,不能容许一丝的腐败和堕落。在他的心目中欧文法官和自己的父亲斯坦顿州长就是清正廉洁的的化身,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形象。可是随着杰克调查的深入,得知自己的父亲当年在担任州长时曾经袒护了欧文法官,致使一人含冤而死,虽然明明知道他受贿的事实。这个事实对亚当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他的精神世界几乎一下崩溃了,感觉自己信仰多年的东西突然没有了,整个人像失去了支撑。鉴于这件事,亚当答应出任威利·斯塔克创办的医院院长。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亚当又接到一个秘密电话被告知他的妹妹安妮成了威利·斯塔克州长的情妇,他再也无法忍受自己的愤怒,随即找到了州长并击毙了他,而他也被州长的司机所击毙。亚当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眼睛里容不得半点沙子,他无法屈服于目前的社会,最后选择和他痛恨的人同归于尽。亚当的悲剧结局是缘于他心目中强烈的南方贵族的荣誉感被一点点地践踏,才最终同代表现实的威利·斯塔克一起毁灭。
女性人物
小说中还有一些女性形象,如杰克的母亲和安妮,他们颠覆了南方人心目中的贵妇人和淑女形象。南方神话中的南方淑女是纯洁、优雅、神圣的,是道德圣坛的标志,是南方文化最好最精美的典范。女人本应忠于自己的丈夫,维护家庭的荣誉,而杰克的母亲结了婚后,却怀上了别人的孩子。这也是杰克在调查欧文法官的历史时发现的,自己亲生父亲是欧文法官,而不是那个戴绿帽子而离家出走的父亲。也就是说,母亲是和自己丈夫的好朋友生了孩子,养父无法忍受才离开,这也是母亲对婚姻的极大背叛。在丈夫走后,母亲不断地更换丈夫,大实业家、伯爵、年轻的经理都在他们家生活过。杰克感觉母亲总是喜欢自己身边有男人,并且喜欢男人都围着她转。每次回家,感觉家具变了,人也变了。不过,当母亲听到欧文法官开枪自杀的消息,从她撕心裂肺的哭喊中,杰克了解到她还是深爱着他的,她的心中还是有爱的,多少改变了一些对母亲的看法。另一个与杰克关系的是青梅竹马的女友安妮。她是纯洁的化身,对人充满爱心,做着对 孤儿、白痴、穷人的慈善事业。按照传统的期望,她本应嫁给与她家门当户对的杰克,可是由于杰克当时没有自己的事业,生活漫无目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若影若离。令大家意想不到的是,安妮一步步沦为威利·斯塔克的情人。这个打击对杰克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他赖以生存的形象倒塌了。他们这些女性形象暴露了南方传统中对女性的观念已经不合时宜了。
作品鉴赏
主题
发表于1946年的《国王的人马》实质上却是一部严肃的政治小说,涉及到美国社会和政坛的各个方面。沃伦不愧是一位文学大师,为了不写成平铺直叙的自然主义小说,他起用了一位讲述人——新闻记者杰克,以第一人称的手法将整个故事有层次,有条理地呈现出来。这样做,不仅避免了一般的政治小说常有的枯燥乏味,使故事起伏跌宕,富有情趣,更重要的是把小说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即从社会的角度来探求人的本质。
沃伦作为美国南方“重农学派”的成员之一,在1930年和其他十一位学者联名发表 《我要表明我的态度》 为题的专题 论 文集,反对北方的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对南方的侵蚀,留恋农业社会、往昔的田园生活和古老的传统美德。但是尽管如此,也阻止不了北方的工业和科技对南方生活方式及传统思想的冲击,南方神话的传统在现实社会中已不适时宜。要想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不能像亚当和欧文法官一样只留恋过去的美好,而要像杰克一样承认自己的过去,才能面对现在和未来,这也是沃伦在其 《民主与诗》 中论证的观点。
西方文化中对人的主体性的重视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哲学,乃至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启蒙主义思想,尤其是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人的主体意识得到了空前高涨,人开始意识到自我力量的强大,认为“我”可以战胜一切外在力量,人开始排斥走入他人的世界,认为“他人即是地狱”。 人对自我主体性的过分重视就会导致个人主义,每个人都有一个他人不能进入的封闭空间, 人和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产生了人与人的二元对立。 人与人的二元对立在《国王的人马》中主要表现为理想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者、奉献者和索取者之间的两相对垒和格格不入。
亚当·斯坦顿完全是理想主义者的化身, 他生为前任州长的儿子且家境优越,相比起白手起家的威利,他不用太努力奋斗就可以得到良好的教育和生活环境。 亚当生活在自己理想的生活当中,“心中有一幅关于世界的美好的图画,如果这个世界与他心目中的图画不相符, 他就要抛弃这个世界,即使这种做法意味着不分好坏地把洗澡水连着孩子都一起倒掉。 ”这在情节发展上预言了亚当的结局,他误以为自己能当上医院院长是妹妹成为威利的情妇所致,因此当现实违背了他心中对于事业和生活的理想时,他不顾遭致杀身之祸地选择了枪杀威利的激进手段。 被亚当杀害的政客威利·斯塔克却是个与之截然不同的实用主义者。 生于南方农村的威利未上过大学, 只能自修法律来通过考试谋得律师一职,为百姓权益伸张正义而得其拥护登上政坛。 可是政坛复杂,威利一面为保住职权,网罗亲信、排除异己,甚至采取行贿、威胁等不当手段来达到预期目的; 另一方面为人民做实事,为建一所穷人能看起病的医院而亲自出面请与自己不相容的亚当来当院长,而此事却遭到亚当的误会,而导致了威 利悲剧的发生。 理想主义者亚当与实用主义者威利都各持己见,未能看到自己的另一面,最终导致了悲剧。 对于现实的态度“亚当·斯坦顿采取的是完全拒绝,威利·斯塔克的是全然接受,而超越二者的二元对立的是杰克·伯登的道德进化。 ”杰克·伯登正是从刚开始的理想主义逐渐过渡到能接受现实的实用主义的存在, 实现了二元的消解融合才得以重生,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国王的人马》中,杰克就是作为一个具有高度自觉意识的形象出现的。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杰克每时每刻都在进行自我反思并不断加深对外物的认识。他既是被束缚在庸俗世界里的小人物之一,又是站在另外一个维度的观察者。这也就自然而然地把小说背后更深层次的思想内涵引入了小说本身,也就使得作品不附庸于普通的政治小说。沃伦曾经否认这部作品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政治题材小说。政治只是这部小说的一个依托架构,作者的真正目的在于透过政治生活这个极容易产生阴暗面的角度深入探讨人性本身的特质并表述其对于历史的独特认识。作为一位南方作家,沃伦对南北战争的历史有着广博的研究和精辟的见解。他认为,南方人只有从南北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才能正确认识自己。在《国王的人马》中,作者以“故事中的故事”的方法,通过介绍凯斯·马斯顿这个人物表述了这一想法。
小说在第四章用一整章的篇幅插入了凯斯·马斯敦和吉尔伯特·马斯敦的故事。这个距叙述者杰克·伯登已有百余年历史的故事并非像看上去的那样与主题无关, 恰恰相反,它反而深化了小说的主题。 马斯敦兄弟都出生在田纳西的红土山上,吉尔伯特·马斯敦很早就离家出走,凭借自己的“经验、狡诈和铁石心肠”发了一笔又一笔的大财,可凯斯·马斯敦即使在哥哥吉尔伯特的帮助下有了自己的大种植园,却一直为情妇报复佣人菲比将其卖身为奴而对黑奴产生愧疚感,始终未使用黑奴干活,使种植园沦为荒废。 尽管凯斯希望解放黑奴,可是却不希望解放黑奴的战争来临,仍在一味祈求和平,可是吉尔伯特却看到了“北方佬要打仗而且还会打好”的 现实。在战争中,吉尔伯特成了骑兵上校,可是凯斯却在密西西比州步枪队当士兵,不幸在亚特兰大城外中枪致死。 太过理想主义的凯斯和追求实用主义的吉尔伯特尽管都在自己的世界中到达了理想的彼岸,可是他们就像凯斯蛛网理论中被蜘蛛的毒汁所触及的受害者,“无论你是否有意碰蜘蛛网,结果总是一样。”凯斯和吉尔伯特都成了历史过客,可其故事却使杰克在调查研究中开始理解和接受了人生的深意所在,催发了杰克人生观的重建使其得到了新生。
沃伦是一位不断探索人生价值和社会意义的大师,他很注意利用生活中的悲剧来挖掘其潜含的道德含义和自我本质。沃伦曾借杰克之口描述了他所处的那个世界:“它就象一张巨大的蜘蛛网,如果你触动其中的任何一点,哪怕只是轻轻的一碰,振动也会波及最远的边缘。昏睡的蜘蛛受到震动会立即跳起来,吐出蛛丝,将你包围,并在你皮下注入黑色而使人麻木的毒液”。从作者这段充满了恐惧的描述中,我们深刻地意识到美国社会的黑暗和官场的险恶,置身于这样可怕的“黑网”中,人的悲剧性命运,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美国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罪恶中,任何人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哪怕他最初有着较好的愿望,到头来也是事与愿违,必然成为“恶”的工具。譬如威利始终认定自己掌握权力的目的是造福人民,但在实现这一目的过程中却亲手玷污了自己的目的,虚无的理想主义毕竟没有战胜现实的权力欲。尽管他有那么高的威望,手下有那么多忠臣铺佐,最终还是难逃身败名裂的下场,——小说的题意也就在这里。“国王的人马”源于美国早期的一首童谣:“爬得高,摔得重,国王的全班人马,也难让破镜重圆”。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改造美国社会,净化人们被毒化的心灵,似乎不抱多大的期望。除了威利,小说中其他人物的处境也不美妙。杰克秉承威利的旨意,费尽心机地找到欧文法官的“隐私”材料,既造成了欧文自杀,同时又背叛了自己的过去——因为欧文不是别人,正是他的生身父亲。亚当医生的遭遇更令人同情。这位刚正不阿的外科医生素来对威利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可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看到别人生病就不忍要去医治,威利就利用了这一点,迫他就范。
而每当杰克遇到自己无法理解或者无法接受的事情时,他总会选择一种方式——“大睡眠”来解决。这很明显是一种逃避。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逃避,只是都不愿意谈及自己不愿面对某些事情这一事实。逃避,不仅是对个人而言,对于历史也是一种面对方式。无疑,沃伦更倾向于选择勇敢的面对和冷静的思考,在思考中重新认识,也就获得了能够站在更高角度看待问题的能力。沃伦对人性的认识无疑对每个人如何看待自己以及自己的人生都是大有裨益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沃伦的作品可以作为人类对于自身心灵认识的一座里程碑。熟悉罗伯特·沃伦的评论家都愿意把他作为一位“历史作家”来解读。一方面是因为他很多作品的主人公都取材于历史中的人物,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沃伦独具特色的历史观。《国王的人马》取景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地方政治,并以此为切入点清晰深刻地阐明了沃伦的人生观和历史观: 于憧憬中迷失,在自我救赎中完成人性的回归。这种探索虽然简朴,却更加衬托出了其本质的光辉。
作者用相当的篇幅叙述了一位戏剧性人物的人生。从结构上看,这似乎是与主线关系不大的一条支线,但事实上,作者在暗中巧妙地铺设了联想的跳板,使人不由自主地拿理想主义的他与实用主义的威利相互对照,进而得出完全一致的结论。在物欲横流,精神空虚的金钱社会,丧失信仰的实用主义与抽象的道德理想同样是行不通的。另外,小说还深刻剖析了美国所谓民主竞选的虚伪。尽管,从选民到竞选人似乎都在按照一种严格的程序办事,其实在幕后操纵竞选的还是腰缠万贯的财阀和手握权柄的党棍,其间的阴谋陷害和造谣中伤不胜枚举,以“正直”起家的威利也是靠这样的竞选“策略”才得以当上州长的。
沃伦在《国王的人马》中通过对人物关系设置和情节内容的发展展现了一个人与社会、人与人、人自身的二元对立现象及其引发失去、死亡的悲剧。 “任何有生命的主体,都是需要他者的主体,既然需要他者,也就决定着任何个体意 义上的主体都是不完整的主体。 ”只有消解了个体内在的二元对立和矛盾冲突,才能实现人与人之间对立的消解从而避免悲剧的发生,最终达到社会的平衡与和谐。 和谐个体的构建是创造和谐社会关系的必要前提。 在经济大萧条后的消沉时期, 沃伦用文学的方式预见了重建和谐的可行性和必然性,同时在扉页上引用《神曲:炼狱》第三章的“只要希望还有一丝儿绿意”以告诫人们在重建中持有乐观和坚韧的精神的必要性, 这与彼时在应用数学界兴起的博弈论不谋而合,可见对立走向消解既是历史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
手法
叙事
沃伦在 《国王的人马》 中采用了网状的叙事结构,用四个层层嵌入的故事形成了嵌套式叙事,将杰克·伯登的故事、威利·斯塔克的故事、欧文法官的故事以及凯斯·马斯敦的故事这四个各自相对完整的部分交织起来,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国王的人马》的表层叙事只为小说提供了一个框架结构, 而其主要意图却被掩盖于几个错落交织的叙事结构之中。表层叙事是杰克·伯登从叙事者的角度讲述自己从一个逃避主义者成长为一个勇于面对社会现实的人的过程。虽然小说是围绕杰克·伯登展开, 但他却并未像传统小说中的主人公那样占据绝对的核心位置,而是时而作为叙述者,时而作为故事中的人物交错地出现。小说共十章,其中第三、七、八、 十章是在大篇幅地讲述杰克·伯登自己的故事,而其他章节中的杰克·伯登大都成了为情节展开而设置的 “故事的鉴证者和叙述者”。 但也恰恰是这种旁观者的角色使得他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得以快速地成长, 并最终形成了对社会和人生完整的理解和感悟。
第二层叙事是杰克·伯登作为鉴证者所看到的威利·斯塔克的政坛浮沉经历。 在小说的第一、 二、六、九章,杰克·伯登回忆了威利·斯塔克从一个土生土长的乡下人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而成为州长但又被迫陨落政坛的过程。 杰克·伯登目睹威利·斯塔克从发迹到被枪杀致死是其成长的三个重要因素之一。另外两个因素也都是在威利·斯塔克的直接或间接作用下生成的,即第三层叙事和第四层叙事。
第三层叙事是欧文法官贪污受贿多年之后,因被翻查而愧疚自杀的故事。杰克·伯登虽和欧文法官有着深厚的感情, 可是身为州长秘书又不得不听从州长威利·斯塔克的安排和命令,去调查州长对手麦克·墨菲的幕后支持者欧文法官。第五章一整章都是叙述者杰克·伯登在回忆 “对正直法官的调查案”的大获全胜过程, 正是这次翻查欧文法官的历史使得杰克又忆起了多年前的 “第一次探索往昔美景的旅程”,由此引发了小说中的第四层叙事。
第四层叙事是杰克·伯登对自己的历史学博士论文的回忆,即关于美国内战时期的凯斯·马斯敦和吉尔伯特·马斯敦两兄弟的故事。作家沃伦用了整个第四章来讲述马斯敦两兄弟的原委, 也正是这个与主题看似无直接关联的故事道出了网状叙事结构的内涵和意义,“倒不是因为第一次探索和威利·斯塔克的故事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而是因为它和杰克·伯登的故事有极大的关系,而威利·斯塔克的故事和杰克·伯登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是同一个故事”。这不仅使得杰克·伯登和威利·斯塔克的故事产生了关联,也把欧文法官的故事和马斯敦兄弟的故事一同拉进织好的第二层叙事和第一层叙事的框架,使得各层叙事之间相互关联又层层相叠。
嵌套式的叙事结构形成了一个蛛网的结构,实现了用小说的外在结构形象化地构建出其内在的抽象理论。 四个层层嵌入的故事把三代美国人经历的一百多年的美国历史织成了一个蛛网,彰显出沃伦在小说文本中就已道出的“蛛网理论”——“世界就像一个巨大的蜘蛛网,不管你碰到哪里,不管你如何小心翼翼地轻轻地碰一下,蜘蛛网的震动都会传播到最遥远的边沿,而昏昏欲睡的蜘蛛不再打瞌睡了,它会马上跳下来,抛出游丝缠绕碰过蜘蛛网的你,然后把黑色的令人麻木的毒素注入你的皮下。 无论你是否有意碰蜘蛛网,结果总是一样”。小说正是利用四个各自成体而又彼此相连的故事形成了蛛网般的叙事结构,用小说的外在结构体现着沃伦的蛛网哲学观,既消解了传统文学中的线性叙事模式,又用新时代中的小人物杰克·伯登的现实生活感悟对已落入历史的宏大叙事进行了新历史的阐释。
时空安排
小说的时空安排也是展现小说情节描绘意义和认识意义的重要部分,正如巴赫金在《小说的时间形式与时空体形式》中所言:“在文学中的艺术时空体里,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的整体中。 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 时间的标志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 ”在后现代叙事策略中,时间更是变成了空间化了的时间,空间也成了时间化了的空间,而且二者不是单一的、线性的排列,而是破碎地交错、融合在一起,以呈现现实生活的破碎感和真实感及处于其中的人们的内心的虚无感。
现代派手法
沃伦还采用了大量的典故、隐喻、象征和意识流等手法。创造了一个内容生动,情节曲折的故事。这种把现代派手法和传统的故事情节巧妙结合高度统一的做法,使《国王的人马》及寓意深刻由具有趣味性。
作品影响
《国王的人马》在1946年出版,1947年获得美国文学最高奖普利策文学奖。20世纪末,兰登书屋在读者中进行“20世纪最佳100本小说”的调查,该书排名在前四十名之内。主人公威利还是20世纪100个最佳虚构人物之一。
小说在1949年被改编成电影《一代奸雄》,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男女主角三项大奖。
作者简介
罗伯特·佩恩·沃伦(Robort Penn
Warren,1905—1989)美国作家,文艺批评家。读书期间,他结识了美国南方重农学派的成员,在他们的影响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毕业后,他曾在那鲁大学等多所大学执教。从1935年起,他和其他人共同创办了《南方评论》杂志,吸引了一批文人,形成了现代美国最重要的文艺批评流派——新批评派。1973年起,被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名誉教授、诗歌顾问。1986年,被选为美国第一位桂冠诗人。沃伦是以诗歌开始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涯的。早期的诗集有《诗三十六首》(1935)、《同一主题的诗十一首》(1942)和《诗选,1923—1943》(1944)。《龙的兄弟》(1953,1979年修订)写杰弗逊的侄子于十九世纪初期在肯塔基州边疆谋杀黑人的事件,对恶的本性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许诺》(1957)集中的诗歌比喻主动、描写优美,洋溢着作者故乡的泥土芳香,于1958年获普利策诗歌奖。另外还有《此时与彼时》(1978)、《在这儿》(1980)和《证实了的传言》等诗作。沃伦的长篇小说主要有《夜间的骑手》(1939),《在天堂的大门口》(1943)、《国王的人马》(1946)和《足够的空间与时间》(1950),五十年代后的著作育《一群天使》(1955)、《山洞》(1959)、《荒野》(1961)、《洪水》(1964)和《将要失去的地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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