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朱祁镇

生平经历

少年天子

宣德二年（1427年），孙氏为明宣宗朱瞻基产下长子朱祁镇。随即，出生四个月的朱祁镇被立为皇太子，其母孙氏为皇后。

宣德十年（1435年）春正月，明宣宗驾崩，皇太子朱祁镇即位，次年改年号为正统。皇太后张氏尊为太皇太后，皇后孙氏尊为皇太后。

在朱祁镇即位之前，宣宗驾崩之后，宫中传言，说要立襄王为帝。当时的张太后召集群臣，指着皇太子朱祁镇说，这就是新君。于是朱祁镇顺利登基。新君年仅九岁，主少国疑，众臣请张太后垂帘听政。张太后不允。即便如此，国事仍旧掌握在已经贵为太皇太后的张氏手中。

张氏地位尊崇，却不重用自家人，甚至不允许外戚干预国事。还三天两头把王振叫去骂一顿，有效地打击了王振，使得王振在她掌权的时候不敢干坏事。而当时王振并不嚣张过分，也可见张氏的眼光很远。她重用仁宣以来的旧臣，其中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位颇为着名，史称”三杨“。三杨担任内阁辅臣期间，安定边防，整顿吏治，发展经济，使得大明朝国力鼎盛。明人焦竑《玉堂丛语》卷七中有言：“正统间，文贞（杨士奇）为西杨，文敏（杨荣）为东杨，因居第别之。文定（杨溥）郡望，每书南郡，世遂称南杨。西杨有相才，东杨有相业，南杨有相度。故论我朝贤相，必曰三杨。”

正统初年，张太后与三杨治国有道，明朝颇有一番欣欣向荣之态。然而好景不长，正统五年，杨荣去世（谥号文敏）；正统八年，张太后驾崩（谥号诚孝昭皇后）；正统九年，杨士奇去世（谥号文贞）；正统十一年，杨溥去世（谥号文定）。

随着三杨去世，太后驾崩，一直以来被皇帝朱祁镇宠信的宦官王振开始崭露头角，兴风作浪。正统朝的政治开始走入滑坡路。彼时，皇帝从少年天子长成热血青年，颇有一股安邦定国的雄心壮志。在为初期励精图治，令南方诸省筹措粮饷，派遣南兵稳定因宣德皇帝弃交趾承宣布政使司引发地缘地震后动荡不安的云南承宣布政使司。

麓川之役

明代张志淳《南园漫录》恢复了麓川之役的真相。卷二《麓夷》，记录正统年间平麓川之事的真相。李贤撰《古穣杂录》，“谓麓川初叛，沭晟尚在，彼时只遣人宣布朝廷恩威，赦其罪抚安之，未必不从，遂轻动举兵。又不委（沐）晟，而另遣将，以致王师失利。适王振操柄逞忿，（王）骥阿其意。”出师征麓川，是一大失误，这是明代国史记录中的普遍观点。张志淳的观点相反，征麓川不得不做的事，是一个正确决策。“夫振之恶虽不可殚述，然其主麓川一事，于国体、于利害、于忠臣义士之寃、于久逺之计，自今观之，殊为有得。不然，则历今七十余年，为中外所坏，不知群夷变乱几番矣，何以能帖然如此！”张志淳进一步分析了致误之由，完全是杨士奇、王恕单边听信沐氏子孙“隐蔽溢美”行状结果，“李（贤）遂据以为真，而以其事迁就之而笔于书，而不复考也”。李贤、杨士奇、王恕是著名的大臣，“于史、于事、于是非皆颠倒谬误，至终身莫之省”，“顾失实至于如此，然则后世将安所凭哉？良可叹也！”根据永昌历史事后的实际效果，肯定麓川之役，这是张志淳的高明之处

土木之变

明太祖驱逐鞑虏，定鼎中原。明成祖迁都北京，天子守国门。驱逐的，防备的，无外乎漠北的蒙古。蒙古逃回漠北，北元一分为二：瓦剌和鞑靼。瓦剌和鞑靼之间，互相争雄。到了正统年间，瓦剌逐步强大起来，并且时不时就南下侵扰明朝疆域。尤其是瓦剌的实权派——太师也先，经常以朝贡为名，骗取明朝的各种赏赐。因为明朝自诩为天朝上国，对于进贡的使者，无论贡品如何，总会礼尚往来，赏赐颇为丰厚，并且按人头派发。这种情况下，也先不断增加使者数目，最后竟然高达三千余人。

当时总览朝政的宦官王振对此颇为不满，下令减少赏赐。也先借此为名，挥师南下，直逼大同，威胁北京。皇帝朱祁镇时年二十来岁，祖母和一干老臣都已经离世，正是自己一展拳脚的大好时机，看到北方鞑子如此放肆，颇为恼恨。王振借此鼓动皇帝，建议他御驾亲征。朝中大臣劝阻，皇帝不听，一来是效仿他的父亲——明宣宗曾在杨荣的建议下，御驾亲征，打败汉王；二来为了证明自己，何况大明朝国势鼎盛，区区蛮夷，怕他不成？

当时，朝廷的军队主力都在外地，仓促之间难以集结。于是皇帝从京师附近，临时拼凑二十万人，号称五十万大军，御驾亲征。为了说服自己的母亲孙太后，他把年仅两岁的皇子朱见深立为皇太子，并让异母弟郕王朱祁钰监国。

大军出征，谁知天公不作美，大雨连绵。大军到了大同附近，发现尸横遍野，加之后方粮草供应不及，军心动摇。于是，皇帝有心撤军。王振为了顾及皇帝脸面，这个没有出征多久就悻悻然回师，太丢脸，他便建议绕道蔚州。同时，王振老家就在蔚州，要是皇帝跟自己回乡，岂不是比衣锦还乡还来得及吐气扬眉？

蔚州，距离大同非常近，而瓦剌大军逼近大同，可不是闹着玩的。群臣反对，觉得这样耽误时间，容易发生危险。王振不听，而皇帝体恤王振，便给了他露脸的机会。大军准备开拔，前往蔚州。

不料王振心血来潮，担心大军过处，踩踏自己家的庄稼，而建议按照原路撤军。等到大军行至怀来附近，辎重反而没有赶上。于是，王振下令原地驻扎等候。

就在怀来城外的土木堡，瓦剌大军追上明军，将皇帝等人困在土木堡。水源被掐断，陷于死地，军心动荡。于是，当也先假意议和的时候，明军上当。也先趁明军不备，发动总攻，一举歼灭之。皇帝朱祁镇被俘，王振被樊忠杀死，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等大臣战死。历史上称之为”土木堡之变“，或曰土木之变。时为正统十四年（1449年）。

南宫上皇

俘虏了皇帝，瓦剌太师也先又忧又喜，喜的是连明朝皇帝都抓住了，忧的是不知道该杀该留。倒是他的弟弟伯颜帖木儿提议，觉得明朝的皇帝奇货可居，不如留下他，好向明朝索要财物。也先觉得这个提议好，便留了皇帝一命。

也先想借皇帝的名义招摇撞骗，可惜明朝不同意。于谦为首的大臣们建议孙太后，国不可一日无君，何况在此危难之时。于是，郕王朱祁钰被拥立为皇帝，遥尊被俘的朱祁镇为太上皇。同时下令边关将领，不得私自与瓦剌接触，即便是瓦剌用上皇的名义，也不用搭理。

也先恼羞成怒，挥师攻打北京。却被于谦等明朝文武击败。北京保卫战，明军击退瓦剌。瓦剌无奈之下，退走大漠。

次年，新皇帝改元景泰。是年八月，距离太上皇朱祁镇被俘，将近一年。瓦剌无法从他身上得到好处，又多次被明军打败，于是派人南下求和，说愿意放朱祁镇回去。他倒是愿意放人，可是景泰帝不高兴。

《明史列传58》载“于时八月，上皇北狩且一年矣。也先见中国无衅，滋欲乞和，使者频至，请归上皇。大臣王直等议遣使奉迎，帝不悦曰：‘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谦从容曰：‘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帝顾而改容曰：‘从汝，从汝。’先后遣李实、杨善往。”

景泰帝派了杨善等人前往查探，谁知杨善乘机迎驾，将太上皇接回来。于是，羁留塞北一年之后，朱祁镇踏上回乡之路。八月初二，他从也先的驻地出发，十四日抵达居庸关。十五日，一轿两骑，悄然进入安定门。北狩一年的上皇，终于回来了。

关于朱祁镇、朱祁钰兄弟的会面，历史上说法不一。《明史纪事本末》渲染说二人嘘寒问暖，彼此谦让了一番。《明实录》则只有一句“帝迎见于东安门，驾入南宫，文武百官行朝见礼。”

不管是嘘寒问暖，还是冷眼相对，事实上是，景泰元年回京的太上皇，从此被锁在南宫，整整七年。

七年里，景泰帝不但将南宫大门上锁灌铅，甚至加派锦衣卫严密看管，连食物都只能通过小洞递入。有时候，吃穿不足，导致太上皇的原配钱皇后不得不自己做些女红，托人带出去变卖，以补家用。为免有人联络被软禁的太上皇，景泰帝甚至把南宫附近的树木砍伐殆尽，让人无法藏匿。

就这样，太上皇在惊恐不安之中，度过七年的软禁生涯。

夺门之变

景泰帝在位年间，重用大臣于谦等人，治理国政，颇为有序。然而为了让自己一脉世代为君，他不但软禁兄长，甚至于景泰三年执意废掉皇太子朱见深，换上自己的儿子朱见济。种种作为，颇让后人诟病。结果朱见济夭折，皇储之位空置。到了景泰八年，景泰帝突然病重，卧床不起。一时之间，人心惶惶。不知道这偌大的帝国，将要由何人接掌。

彼时，武清侯石亨、都督张辄，太常卿许彬、左副都御史徐有贞以及原王振门下太监曹吉祥等人开始密谋拥立太上皇。到了正月十七日凌晨，石亨、徐有贞率兵千人，控制了长安门，东华门。一行人将南宫大门撞开，跪倒在太上皇朱祁镇面前，同声高呼：“请陛下登位。”朱祁镇被搀扶登舆，一行人立即赶往奉天殿。殿下的守卫大声喝止，他高喊：“朕太上皇帝也。”守卫只得唯唯而退。

十七日早朝时分，按照惯例，百官于五更前即在午门外朝房等待。忽然宫中钟鼓齐鸣，宫门大开，徐有贞高声宣布太上皇已经复辟。目瞪口呆的公卿百官此时无从选择，在徐有贞等催促下整队入官拜贺。时隔八年之后，朱祁镇终于再次端坐在奉天殿宝座上，重新成为了大明皇帝。

石亨等人破开南宫大门，迎朱祁镇复位，史称”夺门之变“，又叫南宫复辟。

两帝并存

景泰八年正月十七，朱祁镇复位，正月二十一日改元天顺。

复位当日，他传旨逮捕兵部尚书于谦、吏部尚书王文。都御史萧惟祯建议以谋逆罪，处死二人。皇帝犹豫，说当年抵御瓦剌，于谦是有功劳的。徐有贞说，不杀了于谦，您复位无名。皇帝最终同意，二十二日以谋逆罪处死于谦、王文，籍没其家。随之，于谦所推荐的文武官员都被波及。

仓促之间，皇帝来不及罢黜景泰帝，直到二月初一乙未日，才想起将景泰帝废为郕王。因此，短短几日之内，一个朝廷，竟然存在两位合法的皇帝，不能不说是奇事一桩。

二月乙未，皇帝废朱祁钰为郕王，软禁在西苑。癸丑，郕王去世，享年三十。皇帝似乎还不解气，给了他一个恶谥，叫做戾。以亲王之礼，葬于西山。

遗诏废殉

天顺八年正月十六（1464年2月23日），英宗皇帝驾崩，享年三十七，葬于裕陵，庙号英宗，谥曰法天立道仁明诚敬昭文宪武至德广孝睿皇帝。

明英宗朱祁镇，前后两次在位，共计二十二年。三十七年的人生，七年太子，十四年皇帝，八年幽禁，最后八年又当皇帝。少年不识愁滋味，肆意北征的热血，加上从皇位坠落的彷徨与毫无自由的恐慌，最终失而复得，勤政处事，这样的人生不可谓不复杂。

英宗遗诏，废除自明太祖开始的宫妃殉葬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或许是他历经磨难之后的灵光一点。

为政举措

政治

经历了土木堡之变及八年的软禁后，英宗在天顺年间开始任用了李贤、王翱等贤臣，又先后平定了石曹之乱，显现了英主的风采。英宗曾对首辅李贤说过他每天的起居情况：“吾早晨拜天、拜祖毕，视朝。既罢，进膳后阅奏章。易决者，即批出，有可议，送先生处参决。”

英宗还释放了从永乐朝就开始被囚禁的“建庶人”（建文帝的幼子朱文圭，靖难后被幽禁宫中逾五十年），恢复宣德朝胡皇后的称号，下旨停止帝王死后嫔妃的殉葬，《明史》赞曰“盛德之事可法后世者矣”。

永乐元年（1403）成祖建北京于顺天府，称为“行在”。永乐十九年（1421）改北京为京师。洪熙初年，仁宗欲迁都南京，命北京诸司仍称行在。正统六年（1441）八月，宁波知府郑恪请定都京师，改号南京，英宗从之。是年十一月初一日，英宗以宫殿成，大赦天下，正式定北京为京师，罢北京行在之称。在南京的府、部、司、寺、院、局悉冠以南京，改其官印。

年号

正统（1436年正月-1449年腊月），使用十四年。

天顺（1457年正月-1464年腊月），使用八年。

军事

麓川之役

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年），由于弃交趾引发地缘地震，麓川平缅宣抚司的势力再度扩张，威胁着明王朝的统一大业，但明朝此时北方同蒙古和解，南方弃交趾布政司，东北方内迁奴儿干，西洋方向彻底废除下西洋，安享儒家盛世太平自然是对思任法的侵扰施以圣德，致使思任法越发嚣张。年少天子正统继位筹措制服。明英宗正统三年（1438年）六月，麓川平缅宣抚司长官思任法举兵内犯，制造分裂。对此，朝廷决定以武力征伐。南方诸省经过调兵遣将，准备粮草武器，从正统六年至十三年（1441～1448年）派出南兵大军“三征麓川”，直至十四年（1449年），胜利班师，平定了麓川。其中于正统十一年（1446年），朝廷对云南西南边境重新调整改置“三宣六慰”。

土木之变

术业有专攻，自从春秋战国发明了大将的职务后，除了像朱元璋、朱棣一样的马背天子外，天子六师一般都坐镇京师不宜轻出，王振耸使明英宗领兵五十万御驾亲征。大军离燕京后，兵士乏粮劳顿。八月初大军才至大同。王振得报前线各路溃败，惧不敢战，又令返回。回师至土木堡，被瓦剌军追上，士兵死伤过半，随从大臣有五十余人阵亡。明英宗突围不成被俘，王振为将军樊忠所怒杀，史称土木堡之变，对明朝政治来说，土木堡之战算是一个分界线。不过单就明蒙形势而言，反倒数年之后也先被杀，瓦剌就分裂而转而向西、压迫察合台人，蒙古诸部相互攻伐。草原上再次出现与中原对峙的强主，要到15世纪末小王子（达延汗）与明交恶的时候了。朱祁镇复辟后杀了以于谦为首的武将功臣导致明军一直未能恢复战力，坐视达延汗在16世纪初完成中兴，这又不仅仅是土木之变的结果了。

河套之患

仁、宣二宗，相对于太祖、成祖二帝，可谓守成之君。而且鉴于永乐末期，明朝对蒙古阿鲁台的连年征伐政策，仁、宣二宗开始着手明朝的内治，放弃了对蒙古军事上的征伐政策，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手段和经济手段，维系着与蒙古的朝贡关系。而蒙古方面，虽然仍处于分裂状态，但是却孕育着统一的因素，而且也因忙于统一蒙古的步伐，无暇南顾。在此情况下，双方都极力地维系着和平通好关系。此外，二宗在放弃了军事征伐政策后，开始着手战略收缩，放弃安南、内迁奴儿干、解散下西洋人员。仁、宣二宗对蒙古军事上的不作为政策，为蒙古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有力的外部环境，为土木堡之变埋下了伏笔。瓦剌逐渐强大，经常在明朝边境一带生事。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率军南下伐明。认真爬梳史料，我们会发现，在“土木之变”以前就有了蒙古部落南迁的零星记载，兀良哈三卫南迁是其南迁行动的一部分。而“土木之变”时英宗御驾亲征只是明廷对蒙古各部落逐渐南迁带来威胁忍无可忍的一种积极回应。当时，河套地区有空地三千里无人驻守，突然蒙古人慢慢侵入此地，成为以后的的河套之患，史称北虏入套。

历史评价

张廷玉等《明史》：赞曰：英宗承仁、宣之业，海内富庶，朝野清晏。大臣如三杨、胡濙、张辅，皆累朝勋旧，受遗辅政，纲纪未弛。独以王振擅权开衅，遂至乘舆播迁。乃复辟而后，犹追念不巳，抑何其感溺之深也。前后在位二十四年，无甚稗政。至于上恭让后谥，释建庶人之系，罢宫妃殉葬，则盛德之事可法后世者矣。

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即位之初在三杨的辅佐下颇有一番作为，延续了仁宣之治，只可惜三杨年事已高，待其淡出政坛后，宦官王振开始专权，恰逢瓦剌部也先大举入侵，在王振的怂恿下草率亲征，于土木堡被俘，被俘后尚能保持气节拒写招降书，随后由于后方于谦的英勇抵抗被也先认为没有利用价值，被放回，享有太上皇之名，却无权。趁景泰帝病重政变复位，大肆打压拥立景泰帝的于谦等人，但是尚能任用贤臣，并废除了洪武以来的嫔妃殉葬制度，被后世喻为德政。

英宗的一生并不算光彩，他宠信过奸邪小人，打过败仗，当过俘虏，做过囚犯，杀过忠臣，要说他是好皇帝，真是连鬼都不信。但他是一个好人。他几乎相信了在他身边的每一个人，从王振到徐有贞、再到石亨、李贤，无论这些人是忠是奸，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他都能够和善待人，镇定自若，抢劫的蒙古兵、看守、伯颜帖木尔、阮浪，最后都成为了他的朋友。

可是事实证明，好人是做不了好皇帝的。

天顺八年正月（1464），朱祁镇在病榻之上，召见了他的儿子、同样饱经风波的朱见深，将帝国的重任交给了他。然后，这位即将离世的皇帝思虑良久，对朱见深说出了他最后的遗言，正是这个遗愿，给他的人生添加了最为亮丽的一抹色彩。

明英宗说：“自高皇帝以来，但逢帝崩，总要后宫多人殉葬，我不忍心这样做，我死后不要殉葬，你要记住，今后也不能再有这样的事情！”

“我一定会照办的。”跪在床前的朱见深郑重地许下了他的允诺。

自朱元璋起，明朝皇帝制定了一项极为残酷的规定，每逢皇帝去世，后宫都要找人殉葬，朱重八和朱老四自不必说，连老实巴交的朱高炽、宽厚仁道的朱瞻基也没有例外，这一毫无人性的制度终于被历史上有名的差劲皇帝废除了，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朱元璋统一天下，建立帝国，留名青史；朱棣横扫残元，纵横大漠，威名留存至今，他们都是至今我们今天口中津津乐道的传奇。他们的功绩将永远为人们牢记。但在他们的丰功伟绩的背后，是无数战场上的白骨，家中哀嚎的寡妇和幼子，还有深宫中不为人知的哭泣，一帝功成，何止万骨枯！

朱祁镇最终做成了他的先辈们没有做的事情，这并不是偶然的，他没有他的先辈们有名，也没有他们那么伟大的成就，但朱祁镇有一种他的先辈们所不具备（或不愿意具备）的能力——理解别人的痛苦。

自古以来，皇帝们一直很少去理解那些所谓草民的生存环境，只要这些人不起来造反，别的问题似乎都是可以忽略的，更不要说什么悲欢离合、阴晴圆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