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沅君

个人履历

主要经历

冯沅君父亲冯台异，字树侯，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进士，到两湖总督张之洞幕下办事，曾任武昌“方言学堂”会计庶务委员(即外国语学校的总务长)，后任湖北省崇阳县知县。冯树侯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在家设书房请“教读师爷”，为其长子友兰、二子景兰及女儿沅君讲授古文、算学、写字、作文。年幼的冯沅君喜爱读古文，尤爱读唐诗，十一二岁时不仅能背诵大量的诗词，而且还能够吟诗填词，故有“才女”之誉。后来，冯沅君的大兄、二兄先后赴京、沪学习。冯沅君在家一方面利用家中父兄念过的书，刻苦攻读，吟诗作赋；一方面大量阅读大兄、二兄带回来的中国古典名著及新出的报刊，从中接受新的思想。1917年秋

宣统三年（1910年）入县立端本女子小学堂。辛亥革命时辍学，居家自修。民国6年（1917年），离家赴京，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科专修班。“五四”运动前后，校长思想顽固，反对学生参加爱国运动，冯沅君受15所女校爱国学生委托，起草致徐世昌总统书，并游行请愿上书，又迫使校长辞职。她将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改编为话剧，亲自扮演焦母，进行反封建宣传。

民国十一年（1922年），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并考取北京大学研究所研究生，研习中国古典文学，并于1927年毕业。其间1923年开始小说创作，以笔名淦女士在《创造季刊》与《创造周报》上发表《旅行》、《隔绝》和《隔绝以后》等篇。她的小说充满了大胆的描写和反抗旧礼教的精神，在当时曾震动过许多读者。1926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卷葹》（北新书局）和《春痕》（北新书局），前者是她的代表作，由鲁迅编入《乌合之众》。1929年又出版第三个短篇集《劫灰》（北新书局）。作品多是描写为获得婚姻恋爱自由幸福而反抗旧礼教的青年的情绪，也写母爱。

1925年后，先后在金陵大学、中法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安徽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其间于1929年与文学史家陆侃如结婚。著有《中国诗史》（与陆侃如合著，1932年开明书店），《中国文学史》（启明书局）、《中国文学史简编》等书。1932年与丈夫陆侃如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学习。1935年在巴黎大学文学院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金陵女子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等校任教，曾任第一届、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大学副校长。至新中国成立前夕，除教学工作外，主要从事古典文学、文学史的研究和著述。这期间出版《古优解》、《孤本元明杂剧题记》、《古剧说汇》等书。

1949年起，一直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其间修订了《中国文学史简编》，与陆侃如合写的《中国古典文学简史》已被译成英文和罗马尼亚文。还和北京大学林庚教授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196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出任山东大学副校长，1956年加入九三学社。1962年被评为山东省先进工作者。解放后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先后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第二、第三届代表，山东省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等职。1974年6月17日病逝。

家藏古籍甚多，有明本近百种，有部分图书被日本学者仓石武四郎看过。生前曾立下遗嘱，把他们数十年的全部积蓄6万余元人民币及2万余册珍贵的藏书，全部捐赠给山东大学。

沅君童年

冯沅君幸福的童年十分短暂，在她刚满8岁的时候，父亲冯树侯突发脑溢血病逝于崇阳县衙任中。那是1908年夏天，即冯树侯出任崇阳县官的第二年，正是春风得意之时，死神却把他带走了，尽管他走得那么匆忙，那么不情愿。尽管冯沅君是那么爱自己的父亲，心里充满对父亲无上崇敬、仰慕和爱戴的真情实意，但无奈人生无常，事至可悲。

在父亲病逝后的几年里，冯沅君跟母亲及二位兄长，又返回到了唐河县老家的大家庭中。自此，她只好在母亲的教导和兄长们的帮助下自学诗书。没过多久，她的两位兄长纷纷离家远赴开封、上海，进了大、中学堂。

冯沅君的这两位胞兄都是新学堂的学生，在学校接受了一些新的东西，思想都比较开明。所以，他们平素在家中的言谈及经常从外地寄来的新派报刊，使冯沅君逐渐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她不再满足于深居闺中读书习字的生活，她热切地企盼像两位兄长那样，到大城市去读书，受教育，汲取新的文化知识。

说来也巧，机遇从天而降，北洋政府决定将原来慈禧太后创办的女子师范学校改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并于1917年开始招生。冯沅君得知这一消息后，欣喜若狂，她与其兄说服母亲，毅然随两位胞兄进京投考。当时，北京女高师入学考试只考国文一门，冯沅君自幼学习国文，有较好的基础，自然是一举考中了。就这样，17岁的河南姑娘冯沅君成了中国第一批女大学生。从此，冯沅君开始了崭新的学校生活。

名满京华

冯沅君就读北京国立女高师之际，正是五四运动席卷中国知识界的时候，“新潮派”和“欧美派”的教师们给女高师带来了新的思想，所以当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的时候，北京女高师的学生便积极响应，投身到时代那波澜壮阔的革命热潮之中。当时，北京女高师的方校长是一个思想顽固的老官僚，他不准学生上街参加爱国游行，并下令紧闭校门，还特意派人在校门上加了一把大铁锁。然而，冯沅君却无视学校的严束，第一个搬起石块砸碎了铁锁，全校的同学夺门而出，与北大、清华等校的师生会师。这件事使冯沅君在北京女高师获得了一个勇敢无畏的好名声，受到广大师生的赞扬。

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唤醒了一代有头脑、有作为的男女青年。冯沅君，这个内心一直向往着自由与解放的青年女性，受到了这个伟大运动的感召，勇敢地拿起了笔，将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改编成古装话剧，并亲自登台演出，主动扮演了剧中众矢之的的封建专制家长的典型人物焦母（冯沅君的同届同学程俊英饰刘兰芝，孙斐君饰焦仲卿，陈定秀饰小姑）。女大学生登台演戏，在20年代的中国，不能不说是一种极为大胆的行动，从而得到执导此剧的李大钊先生的称赞和《戏剧杂志》社陈大悲先生等人的支持。女大学生登台演戏在北京是头一遭，故而轰动了整个北京城，演出获得了意外的成功，连演3天，盛况空前：第一天满座，第二天以后就连窗户外边也挤满了人。北大、清华的师生们还开了专车前往观看，李大钊先生的夫人带着女儿前去助威，鲁迅先生和川岛先生亦都来看过戏。《孔雀东南飞》的演出，使冯沅君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有人写文章说冯沅君此时是“名满京华”。

珠联璧合

冯沅君和陆侃如的恋爱，是从1926年秋天开始的。当时的陆侃如是清华大学研究院的高才生，英俊潇洒，才华横溢。他的《屈原》、《宋玉评传》等在学术界颇引人注目。他比冯沅君小3岁（陆侃如生于1903年11月26日，江苏海门人），是年夏天从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后，随即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他除了研究《楚辞》，还协助梁启超校注《〈桃花扇〉传奇》。当时，冯沅君已是文坛享有盛名的女作家，自然赢得了陆侃如的爱慕。由于业务上的相近，使他与冯沅君有接触的机会。他这位风度翩翩的江南才子，深得冯沅君的好感。两人虽然不是青梅竹马，却是一见钟情。他们相识之后，就开始了频繁的往来、交谈、通信。陆侃如反复地向冯沅君表示纯洁的友谊，接着就是纯洁的爱情。每逢星期日，陆侃如都到北大来找冯沅君，他们常常在月光下促膝谈心，或者在北海泛舟，有时也相约去游长城，流连徘徊于颐和园的水榭、圆明园的古迹堆中，或者是香山幽静的小路上。经过海阔天空的侃谈，双方就再也分不开了。

主要著作

其文学研究论著有《宋词概论》《张玉田年谱》《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中国历代诗歌选》 (主编)、《屈原》《宋玉》《乐府古辞考》《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 ；与陆侃如合著《中国文学史简编》《中国古典文学简史》《中国诗史》；与王季思合编《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与冯沅君合著《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简编》《中国古典文学简史》，与高亨合著《楚辞选》，与牟世金合著《文心雕龙选译》《刘勰论创作》《刘勰与文心雕龙》。。

其戏曲研究专著有《古优解》《古剧说汇》《古剧四考》《〈天宝遗事〉辑本题记》《金院本补说》《孤本元明杂剧抄本题记》，与陆侃如合编《南戏拾遗》等。

译著有：高本汉的《左传真伪考》、小仲马的《金钱问题》、塞昂里的《法国社会经济史》、《书经中的神话》《法国歌曲价值及其发展》《新法国文学》等。

冯沅君逝世后，由袁士硕汇编整理的《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卷葹》、《春痕》和《劫灰》是她的三个短篇集。

作者评论

冯沅君是继陈衡哲、冰心、庐隐之后，文坛又一引人注目的女作家，她小说中那种反对封建礼教、争取自由独立的精神足以与和她前后驰名文坛的另外几位作家比肩。她的创作大都集中在自由恋爱和封建包办婚姻冲突这一主题上，即使后期的创作也仍然是爱的主题。她的第一个小说集《卷葹》收小说4篇：《隔绝》、《隔绝之后》、《旅行》和《慈母》，这4篇小说主题基本相同，一方面是女主人公刻骨铭心的自由恋爱，大胆而热烈；另一方面是作为封建婚姻制度维护者的长辈对主人公爱的“隔绝”。于是矛盾冲突到了极其尖锐的地步，前者是刚刚站起来而尚未完全站稳的新生力量，后者则有庞大的旧制度、旧伦理道德的支撑。在被压迫者一面，是义无反顾的精神叛逆，“身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我们的爱情是绝对的、无限的，万一我们不能抵抗外来的阻力时，我们就同去看海去”（《隔绝》）。在压迫者那一面，视女主人公的自由恋爱是败坏家风，有损家庭荣誉，“是大逆不道的”（《隔绝》）。这种激烈冲突的描写采用第一人称的书信体，以女主人公为叙述主体，更增加了强烈的反抗意识，这在初期女作家的作品中是少见的。我们固然可以从作家创作主体找到原因，但更是时代使然。冯沅君的出现，才第一次在女作家笔下出现了与传统大胆叛逆的知识女性形象。这也许正是冯沅君小说独特的思想意义所在。

作品特色

浪漫主义

冯沅君作品体现出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不仅是指其作品思想上的浪漫因素，更主要的是指其创作方法上的特征。其作品不以故事情节安排为重心，而以人物心理刻画为重心；不以故事情节发展来框架作品的结构，而以人物心理、情绪发展为作品的线索。在那里，运用得最得心应手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即使是在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的作品中，作者也是借主人公的语言或心理活动描写来宣泄自己的情感，表达自己的思想，并不失时机地借景抒情，以景物、环境的描写来渲染作品的抒情氛围。杨义认为，庐隐的小说广泛使用日记和书信的形式，“在五四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堪称“日记书信体的专家”。其实，从创作整体而言，冯沅君似乎表现得比庐隐更突出。在她的15篇作品中，运用书信体或运用书信作为作品主体的就有8篇，并且几乎包括她的全部重要作品在内，这个数字是惊人的。像《隔绝》这篇作品，由于书信体的运用，使作者的笔直入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表达了女主人公敢于为恋爱自由而死的决心，且由于时空的立体性安排，把主人公“隔绝”后的痛苦和“隔绝”前与爱人的欢愉交织成一体，增强了作品的情感张力。即使不是书信体，如《旅行》这篇代表作式的作品，也同样是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通篇都是女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作家注意的不是作品的故事性，而是对作品中人物心理的刻画；不是人物的外在行动，而是人物的内在思想和情绪。这样，作品便表现出描写对象的强烈叛逆精神，同时，女主人公强烈的叛逆精神背后的“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的矛盾心理也得到充分地表现。我们还将发现，由于作家对她笔下人物的思想、情感的认同，也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量，作家的主体情感也通过她笔下的人物形象塑造，得到淋漓尽致地宣泄，而这一点又恰恰是同作品第一人称叙述方式相联系。冯沅君说：“文学作品必需作者的个性”，“至于书信，我以为应较其他体裁的作品更多含点作者个性的色彩”。

艺术情调

作为女性作家作品的浪漫主义色彩的另一特征，是她的作品中无一例外地浸染了古典诗词的艺术情调。冰心擅长“诗化的白描”，并常常引用或化用古典诗词的词句：“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斯人独憔悴》） 这种特征亦体现在冯沅君的小说中，《卷葹》的集名，如鲁迅所说：“是‘拔心不死’的草名”，作者以此象征女主人那刻骨铭心的爱情，也暗示了其恋爱的悲剧。此外如《慈母》题下引孟郊的诗《游子吟》，《劫灰》集题词引《诗经》中《小雅?节南山》的诗句等等，几乎是惯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家还在某一篇作品中引用古诗的句子或自作诗词来表达主人公特定的心理活动。如《误点》中引李白“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隔绝》中嵌进一首长达四节的新诗，都和作品的情节和主人公特定情境下的心理活动、情绪特征相吻合，起到了极好的烘托作用。冯沅君这一创作上的特征，无疑是和她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有关。这一特征使她的作品更加深入人心，深得新文学初期受过古典文学熏陶、训练的读者的喜爱。写作《春恨》后，冯沅君的热情转向学术研究。总之，她的作品别具一格，很有特色。她的作品，特别是恋爱小说，确实是中国现代文学珍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