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后山遗址

历史沿革

旧石器时代初期，庙后山遗址已有人类活动。

1978年，庙后山遗址被当地村民开山打石时发现。

1978至1983年，辽宁省本溪市考古部门对庙后山遗址进行了4次发掘。

2012年7月，辽宁省本溪市考古部门再次启动庙后山遗址考古发掘工作。

遗址特点

庙后山遗址坐落在本溪县山城子乡山城子村东，位于山南坡的一个天然洞穴中。庙后山遗址一带通称辽东山地，周围山峦重叠，基岩由奥陶系马家沟组灰岩组成，地下水丰富，太子河的支流汤河从山下流过。庙后山洞穴位处汤河的二级阶地，海拔约250米。庙后山遗址分上、下2个洞，文化堆积共分8层，厚13.5米，上洞的第7、8层，时代为晚更新世。下洞的第4、5、6层为庙后山文化层，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晚期。

文物遗存

1978至1983年，经过4次发掘，出土了人类牙齿化石2颗，小孩股骨化石、人工打制石器及少量骨器，并发现有用火遗址。同时，还出土了72中哺乳动物化石 [1]  。庙后山遗址发现一批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出土1枚老年人右侧上犬齿、1枚成年人右侧下臼齿和1件残断的幼年左侧股骨。下洞文化堆积中的遗物，包括石制品和人工打制的骨器，石器原料以灰绿色石英砂岩为主，类型有石核、石片和各种石器，打制方法采用锤击法和碰砧法，偶尔用砸击法，庙后山人主要用碰砧法打制石片，打出的石片宽大而厚重，主要器物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石球等，加工简单、粗糙，特征与周口店等第15地点石器相似。与这批石器共出的骨制品，有用大型哺乳动物管状骨打制而成的刃类和尖状骨器，这些骨制品，打制方法简单，用以补充石器的不足。另外，在旧石器文化层中，发现灰烬、炭屑和烧过的碎骨，灰烬层厚5-10厘米，由粉末状黑褐色物质组成，中间夹灰白色颗粒，是东北地区继金牛山人之后又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用火遗迹。庙后山出土的动物化石共76种，其中哺乳类有8个目72种，较古老的动物有硕猕猴、安氏中华河狸、变种狼、中华貉、中国鬣狗、似剑齿虎、师氏中华河狸、三门马、梅氏犀、肿骨鹿等，这些动物中，绝灭种占53%以上，种类基本是华北地区中更新世典型动物，也包括部分华北早更新世和第三纪残余种，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庙后山下洞动物群以喜热类为主，植被以松、栎等针、阔叶树为主。上洞（即7、8层）动物群，代表华北——东北晚更新世种类，绝灭种占38.4%，如披毛犀、猛犸象、原始牛等种类。

从2012年7月开始，庙后山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再次启动，发掘出1万余件古生物化石、100余件土石器以及一定数量的刃类、尖类骨器等，在遗址现场东侧发掘出火塘遗址。

研究价值

庙后山遗址的发现，证明了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初期，地处关外的辽东地区有了人类活动。对庙后山文化的研究表明，这支早期人类文化和华北的旧石器文化有密切联系。庙后山遗址考古发掘出的火塘遗址，表明庙后山古人类已掌握了用火烤肉和敲骨吸髓的食用方法，是人类踏入文明的重要标志。庙后山遗址对于探索中国远古文化的来龙去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中国东北第四纪地质学、古生物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庙后山遗址出土了大量石器、骨片和动物化石，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考古价值和科研价值。庙后山遗址为研究中国古人类分布和发展以及古地理环境等提供了宝贵资料，揭示出其与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密切联系，对于考证庙后山古人类的活动范围、生存能力、加工工具技术等，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006年5月25日，庙后山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6年，本溪满族自治县文化广播电影电视局开展了庙后山遗址址危岩体抢险加固及洞口防护建设工程，对遗址A洞的洞体坍塌采取紧急抢险加固措施，并对原有失效的洞门防护棚予以拆除，重建1处与山体相协调的拱形防护棚；同时，对其他2处洞室的危岩进行适当的加固后，对洞口危险地带设置拱形防护棚进行防护。

历史文化

庙后山遗址填补了中国东北地区早期人类历史的空白，被命名为“庙后山文化”，庙后山文化与北京山顶洞人、周口店人等古人类所处年代为同一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