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福先寺

简介

藏（643-712，康居人）、菩提流志（觉爱 ？—727）、阿你真那（宝思维 ？—721），地婆诃多（日照，613—687）、善无畏（637—735）、义净（635—713）、志辩（755—827）、道丕（889— 955）、等人皆在此寺译经或宏扬密教，阐发律学，传播三阶教。后成为对日本影响极大的律宗传播中心。

后唐岁月

裴度重修

大约在元和（806-820）年间，裴度重修福先寺，距天授元年已是120年左右的时间了。《新唐书·皇甫湜传》记载一段故事云：“裴度辟为判官，度修福先寺，将立碑，求文于白居易（722-846）。怒曰：‘近舍湜而远取居易，请从此辞’。度谢之。即请斗酒，饮酣，援笔立就。度赠以车马缯彩甚厚。湜大怒曰：‘自吾为《顾况集序》，未常许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缣，何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羁之才也’，从而酬之。”据《黄顺仪尊胜幢记》（咸通七年六月），幢上所刻《佛顶尊胜陀罗尼》即是依东都福先寺西律院玉石幢本。裴度坟茔在河南县龙门乡午桥村（《八琼室全石补正》卷四十八）。

昭宗泣泪

《旧唐书·德王裕传》记载，唐昭宗在朱全忠胁迫下迁都洛阳后（即天复四年四月以后，904年），“一日幸福先寺，谓枢密使蒋玄晖曰：‘德王，朕之爱子，全忠何故须令废之，又欲杀之！’言讫泪下，因啮其中指血流。玄晖具报全忠，由是转恚。昭宗遇弑之日，蒋玄晖于大内西置社筵，酒酣，德王以下六王皆为玄晖所杀，投履九曲池。”

富韩公叹

宋、金时代，大福先寺的佛教活动未见记载。北宋著名佛教史学家赞宁（918-999）曾掌洛京教门事三年（996-998），但在其所著《宋高僧传》中未记宋代福先寺僧人。

有资料表明，宋代的福先寺仍然存在。邵伯温（1056-1134）在所著《邵氏闻见录》中云：“纪公实为余言，尝闻其父言：王冀公钦若以使相尹洛，振车骑入城，士民聚观。富韩公（即富弼，1004-1083）方为举子，与士人魏叔平、段希云、一张姓者同观于上东门里主先寺三门上。门高，富公魁伟，三人者挽之以登，见其旌节导从之盛。富公叹曰：‘王公亦举子耶！’三人者曰：‘君何叹，安知吾辈异日不尔耶？’”又同书记熙宁十年春（1077），河南尹贾昌衡饯吕公著于福先寺上东院。欧阳修《集古录》亦云唐代韩退之题名在福先寺塔下。

据嵩山少林寺《少林寺住持嗣法沙门第二十七代从公无方碑铭》云无方可从禅师（1420-1483）年青时曾“礼福先寺住持慧公苑峰为师”。

沧桑古唐

明代天启年间（1621-1627），由于洛河泛滥，福先寺及大塔“为洛河所摧”。大水过后，附近乡民将福先寺残存文物北移数里，重建“古唐寺”。清代康熙三十五年（1696）邑人王善言曾重修该寺。嘉庆二十四年（1819）、民国十一年（1922）皆曾修茸之。古唐寺在今唐寺门村，原有山门殿、天王殿、白衣殿、立佛接引殿、释迦牟尼佛殿。唯释迦牟尼佛殿在“文革”中被拆毁。各殿造像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被国民党196师官兵砸毁。

福先寺遗址考察

唐宋大福先寺在“上东门”内南侧。上东门遗址在考古钻探中未能找到，可能早被洛水冲毁。按照唐代洛阳罗郭城东墙的走向，可以判定上东门的位置应距东北城角 1310米左右，当在今塔湾村一带。“塔湾”在明、清时叫“塔儿湾”，此一地名之得，当与福先寺大塔有关。明末以来，有一支回民自陕西扶风县移居于此，今存的顺治五年三月八晶（1648）《清真寺地基文约》、康熙四十五年十二月吉日（1706）的《清真寺地基得业碑记》（高170、宽64厘米）均记载这里的地名是“塔儿湾”。

实地考察可知：洛河在塔湾附近曾一度作南北向流动，今存一道月形大堤就是证明。这道月形大堤距塔湾村约200-400米。今洛河高程约为124.9米；河滩地高程为127.3米，塔湾村的高程约为131.5米。可以推断，1944年以前曾在西南部台地上出土的残的石刻佛像、1982年洛阳市文物普查队曾在塔湾村发现北朝石虎一件（高147厘米），这些文物的出土，更暗示这里是一个寺院遗址。